陈协平，湖南桃源县人，又名亚军。1903年12月，他生在一户贫苦农家。幼年随舅父在私塾课读。因学有所成，被聘去十总寺国民小学教书，以微薄收入添补家里生活。
1922年，桃源遇到特大旱灾，他父亲陈元伯因交不出租谷而急得一病不起。债台的高筑，困苦的生活，迫使他在家里耽不下去。经过再三考虑，他给父母留下一纸书信，毅然走上“到外面闻世界去”的征途。
他几经辗转，来到武汉，在同乡的帮助下，进入湘省旅鄂中学读书，并结识许多进步同学。1926年2月，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前往广州国民革命军政治讲习班学习。不久，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协平在讲习班结业后，党组织派他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身边工作。7月，他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宣传股长。上海“四—二”政变后，他在武汉随贺龙部队南下，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0月，起义部队在广东流抄失败后，他按照贺龙的嘱咐，回到家乡从事武装斗争。10月下旬，他来到湘西北地区后，按照湘西特委的部署，不畏艰险，整天挑着货郎担，活动在永顺、大庸、桑植等县的深山区，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他还与谷右箴、贺英等取得联系，分别在南岔、陈家河等地，组织了一支有五百余人的农民武装。这支武装后来成了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基本力量之一。
1928年5月，陈协平受省委的派遣，再度前往桑植，于6月在桑植洪家关见到了贺龙，战友重逢，分外高兴。他向贺龙转达了省委的指示。不久，工农革命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并成立湘西前敌委员会，他是前委委员兼四军秘书长。他还在党代表周逸群因战斗失散的情况下，主动挑起全军政治工作的重担。他在士兵中吸收了四十余名先进分子入党，在大队以上设立党代表，重申党的纪律，并将不纯分子及时清除出去，保证了党对四军的领导，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1928年9月，第四军在石门渫阳、泥沙失利，他随贺龙带领余部三百多人，转移到宣恩、鹤峰交界的森林中，与敌局旋。在这严峻的时刻，他以身作则；与战士共休戚，同甘苦，对稳定部队起了很好的作用，使四军在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终于坚持下来。
这年年底，为了扩充四军队伍，他又投入收编“神兵”的工作。“神兵”是封建迷信的武装组织。12月中旬，他与贺龙前往黑洞精灵宫，以“袍哥”的名义拜会神兵头目王锡九，晓以大义，并送去部分枪支，王锡九当即表示与工农革命军结为盟友。他又争取出身贫苦的另一位李姓的神兵头领，率九十馀人参加了革命军。月底，他与贺龙率部进驻斑竹园后，又前去联络由陈连振父子领导的有两百多人枪的邬阳关神兵。并与陈连振换了庚帖，认了“家门”，消除了对方的戒虑，然后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率部参加红军，被编为第二特种大队，并成为革命军的主要力量。这时，湘西前委改称湘鄂西前委，他仍是委员之一。1929年初，红四军根据周恩来代表中央给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对部队再次进行整编，第四军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萍第四军，他代理第四军党代表，负责全军的政治工作。
随后，红四军再次攻占鹤峰县城，陈协平率领一批红军干部建立了鹤峰县委，并兼任书记。为了加快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的建设，他举办了当地基层干部短期训练班，并亲自讲授政治课程。他发动和带领贫苦农民进行焚烧租债契约、没收土豪财产、取消苛捐杂税的斗争。他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先后在城关、太平、邬阳三个区建立了区委，在梅坪、茅坪等五个特区成立了党支部，在二十五个乡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地方武装的建设。派遣红军骨干到一些农民武装中担任领导，抓紧进行军事培训，有效地担负起传递情报、护送伤员和保卫根据地安全的重任。在文化建设方面，他依靠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鹤峰工农学校，编写工农通俗读本，将儿童团及贫苦农民的子弟送到工农学校读书。他自己以根据地生活为题材，创作了《农民歌》、《放脚歌》等革命歌曲，并亲自向儿童团、赤卫队、军鞋队教唱，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1929年7月中旬，在桑植赤溪河大捷后红四军进行休整期间，陈协平又以农民特派员的身份来到桑植县，和陈昌厚、吴天锡等分别在洪家关、官地坪等地发动贫苦农民斗争土王苗霸，帮助区乡建立农民协会。在短短四个月之内，参加农协的农民达四万余人，有力地扩大和巩固了苏区的建设。
1930年7月4日，红四军主力东下洪湖根据地，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合编为红二军团。会师后红四军改称红二军，陈协平改任红四师政委。此后，他同军团内一些“左”倾错误领导者进行了斗争。他尤其不赞同在两军会师后，“左”倾领导者提出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行动。特别是在鄂西特委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就红二军团进攻路线和根据地的发展方向问题展开争论时，他支持贺龙关于巩固洪湖根据地，开辟汉水北岸游击区域的正确意见，因而被“左”倾错误领导者斥责为“贺龙右倾保守的帮手”，多次受到批判。不久，红二军团奉命攻打鄂南重镇沙市，并由四师担任主攻任务时，尽管他不同意这样蛮干，但仍想以主观努力争取战争形势朝好的方面发展，所以，他与师长王炳南亲临火线，指挥部队攻城。只因守敌顽强抵抗，部队伤亡过半，久攻不克，第十团团长张一鸣牺牲。在血的教训面前，他多次向总指挥部建议撤回洪湖根据地休整。这时“左”倾错误领导者虽然放弃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却转而指挥部队渡江南征，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结果12月中旬在湖北松滋县杨林寺一战，使红二军团又遭受严重挫折，被迫转入五峰、鹤峰一带湘鄂边根据地。
1931年3月，中共中央派夏曦来到达洪湖根据地，组建湘鄂西中央分局，并将红二军团改称为红三军，陈协平改任教导第一师政委。不久，湘鄂边分特委又将教导第一师改编为湘鄂边独立团，他又改任团政委，与团长王炳南一道留守湘鄂边区。7月中旬，在国民党当局纠集九个主力团和附近十余县的团防，对湘鄂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时，陈协平虽然率领独立团英勇奋战，但由于分特委又执行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指挥原则，致使战斗连连失利，边区范围越来越小。在这危急关头，他不顾“左”倾错误领导者的重大压力，率二营突破敌人包围，转到外线作战，在南北墩、清水湾一线猛烈发起攻击，打乱了敌军四面包围的部署，使形势稍有好转。10月初，他率二营回到鹤峰，并在白竹坪召开的湘鄂边特委会上，用大量事实陈述了应集中兵力，灵活机动‘打击敌人的主张。这时，特委负责人也尝到了分兵把守的苦头，原则上同意了他与王炳南等人的意见。会后，趁敌军罗启疆部外调之机，他与王炳南率部奇袭南北墩，狠狠打击了罗敏之的后卫部队，迫使罗启疆部窜回石门老巢。继而，又趁敢三师赵鹤团接防立足未稳之机，主动出击，歼其大部。他在长阳智擒反动团防头子伍伯云之后，立即回师桑植，在仓谷峪一举歼敌李奇玉部，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军内的“左”倾错误领导者对他这些功绩视而不见，居然在1932年5月作出的《湘鄂两省关于独立团的决议》中，认定“去年敌人进攻当中苏区受到挫折”的原因是他“没有真正执行国际路线”和“改组派分子捣乱”等等。他对这些不实的指责，处之泰然，仍然努力为革命工作。这时，他写了不少的诗作和歌词，热情歌颂红军和苏区人民战斗生活。
1932年5月第四次反“围剿”的斗争开始后，由于特委主要负责人屈于“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重蹈分兵把守的覆辙，并在根据地和红军内部进行错误的肃反斗争，导致湘鄂边根据地全部丧失。5月16日，陈协平异常难过地告别了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鹤峰根据地，率独立团及随队转移的红军家属三千馀人，向洪湖地区转移。此时，他已由团政委辟为政治处主任，但他仍忍辱负重，坚持工作，心中考虑的是红军的前途。当部队在公安马家嘴渡江时，他主动率领政治处六十馀名干部阻击敌人，掩护部队渡江。等部队及家属全部安全过江后，已是半夜时分，他才最后一个跳上渡江的木船。
对他这样一位忠心耿耿、为人民勇于献身的革命战士，那些“左”倾错误领导者仍不放过对他的打击和迫害。他们甚至说什么陈协平“他们其所以坚决勇敢地战斗，表现对革命的忠贞，正是因为他们企图更有力地进行反革命活动。”9月中旬，当他随独立团到达湖北江陵土地口时，被“左”倾错误领导者以“改组派”的罪名秘密逮捕，并将他溺死于水泊之中。时年三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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