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宗翰，湖南耒阳县哲桥乡刘家冲人。1900年3月26日生。有兄弟四人，居第二。八岁入塾读书，后得族祠资助，考入耒阳社陵书院高等小学。1923年，又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深得蒋啸青、张秋人等进步教师的器重，并常与同学资中和、陈芬等组织学术探讨活动。
1925年毕业前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旋被选派去广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春毕业后，被中共湖南区委派回耒阳从事农民运动，同伍文生、刘工然等人筹组耒阳农民协会。这一期间，他主办县农民运动讲习所，还主编《国民革命》、《农民问题》等五种小册子，印发全县各地。11月，耒阳县农民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县农民协会委员。同时，他还担任中共板桥区区委书记。
有一次，哲桥乡的豪绅贺旭光、李权之为了对抗农民运动，指使一些地痞组织假农会，并大办筵席宣布“农会”的成立。邓宗翰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当众揭穿贺旭光、李权之的阴谋，劝说穷苦的农民兄弟不要上当。然后挥手一招，跟着他来的农协会员便蜂涌入场。摆席的地痞们见势不妙，纷纷逃散。此后，他就在哲桥乡开展工作。晴天一双草鞋，雨天一把纸伞，走村串户，联络发动农民群众参加农会，使耒阳北乡的农民运动很快开展起来。由于过度操劳，他不幸染上了肺病。当家人和医生劝他注意休息时，他总是摇摇头说：“这几天不得空。”从不肯放下他手中的工作。
1927年“马日事变”后，党组织通知各地，凡是“带色彩”（指暴露身份）的同志都要迅速转移。邓宗翰在布署这一工作时，只顾安排别的同志，而不顾及自己，说是“耒阳也需要人，不能都走光！”他把家搬到处于深山密林而又十分偏僻的陈塘曾家湾，同哥哥继喜、弟弟继梅、继芝等人，日藏夜出，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并把传单撒向挨户团控制的哲桥铺圩场等地，引起敌人的惊惶不安。
8月，邓宗翰见到了受省委派遣前来耒阳任县委书记的堂兄邓宗海，并积极投入组织武装起义的斗争。经过短时间的努力，他和卜里常等很快把游击小队建立起来，有队员三十多人，由卜里常任队长。9月底，游击队进行了一次搜捕县清乡委员贺旭光的战斗，贺旭光虽没有抓到，却将曾匿藏过贺旭光的劣绅伍承平予以处决，给耒阳的反动势力以有力的打击。
1928年2月，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占耒阳后，邓宗翰在哲轿乡组建了乡苏维埃政府，并受到前来参加乡政府成立大会的朱德的赞扬。3月中旬，为了堵击从衡阳扑向耒阳的国民党李宜煊师，邓宗翰不顾自己的肺病加重，仍然根据县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天柱的部署，带领农军到春江铺一带集合设防。他在春江铺阵地的山头上，顶风冒雨，坚守几个日夜，终因病体难支，昏到在地，被大哥邓继喜背着送了回来。月底，春江铺失守，农军遭到很大损失。他深感悲愤，叮瞩弟弟邓继梅要好好安抚牺牲的烈士家属，联络失散的同志，作好应变的准备。这一期间，他自己也遭到挨户团主任贺旭光的搜捕，因及早转移得免，但他和邓宗海家里的房子均被挨户团放火烧掉了。
1928年农历四月初八日，邓宗海、刘泰等奉红四军党委的指示，率领一部分农军从井冈山返回耒阳，一夜之间，冲垮了上架桥、大义等团防局，史称“四八冲团”。邓宗翰得知后，带着马刀，赶上邓宗海带的农军队伍。几天后，农军在国民党军及挨户团的“围剿”中被打散，他又只好再次隐蔽起来。
残酷的斗争生活，使得邓宗翰的病情日益恶化，经常吐血。但他坚持要参加一些必要的会议，做些能做的工作，如连夜编写镇压土豪劣绅的布告之类。他常对同志们说：“我的日子不多了，能为党做的事，就让我多做一点吧！”同志们听了，无不为之掉下泪来。
1930年3月，游击队转移到金湾沟背后的园中勘山上。因叛徒告密，游击队突然被贺旭光带来的挨户团丁围住。邓宗翰为了掩护突围，他推开要揹他离去的邓继喜说：“你们不要管我！快走！”说罢，他扶着拐棍，朝相反的方向走去，然后用力抓住一棵油茶树，猛烈地摇晃。把团丁引了过来。贺旭光只见他一个人昏倒在地，才知道上了当，叫团丁用一只箩筐将他抬下山去。当贺旭光边走边问游击队的去向时，他呼吸艰难地微笑答道：“他们早已飞了，你只能抓住我这个半死的人！”他被挨户团抬到县城后，已是气息奄奄，嘴里仍然念着“打倒土豪劣绅”、“革命必胜”的口号。敌人无法，即将他押往齐家岭杀害，并割下他的头颅，悬挂示众，并不准家人收尸，时年三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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