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民逸，湖南华容县大乘乡人，1904年生。父亲何星朗是个塾师。她是独女，从小由父亲课读，学习勤奋。十七岁考入何氏私立南山高级小学，因她参与演出揭露社会黑暗的文明戏，被族长何汝之指责为“不识美恶，败坏族风”，并强迫学校开除学籍。只是学校的老师支持她，才得以重新入学。何姓祠产多，设有奖学金，她在学校学习的成绩虽好，但因族长何汝之不喜欢她，发族祠奖学金，从来没有她的份。这件事使她懂得，如果不努力冲破家族封建的牢笼，就不足以言妇女的解放、进步和自由。
1922年春，何民逸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长沙古稻田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有一次，省教育司的颜方圭来学校演讲，公开侮辱妇女，说什么“女子是花瓶，打烂一个换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她听了极为愤怒，立即与谭道瑛、周铁珍等，不顾省长公署的禁令，组织同学上街游行，高呼“打倒颜方圭”的口号，冲进省长公署请愿，并提出如下三项要求：（1）妇女要过问政治；（2）学生要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3）学校老师要由学生选择。当省长公署把她和其他学生代表关进监狱以后，她组织学生代表进行了绝食三天的斗争，争取了社会舆论的声援，终于迫使省当局同意了她们的某些要求，使这次请愿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25年7月，何民逸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毕业后，与刘革非、易赞国等同学回到华容。为了声援上海工人反抗“五卅”惨案的斗争，他与易赞国、刘革非、涂国钦等发动学生及各界人士，组织华容县雪耻会，在全县开展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年下期，她被聘为县立一小教员。在她和段琼、蔡球、欧阳美、欧阳明等的倡导下，华容县女子联合会筹委会成立。1926年秋，她和易赞国结婚。随着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她被党组织调来长沙参加农民协会筹建工作，后任长沙市郊区农民协会妇女部长。这年9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何民逸会做妇女工作，也支持全家参加革命。在长沙郊区工作期间，她广泛联系妇女群众，宣讲革命道理，特别为受压迫、受欺凌的妇女撑腰说话。有这样一件事，有个衣着褴褛、以卖黄泥为生的中年妇女，向她诉说婆婆虐待的痛苦，她当即把这个婆婆找到农会进行批评教育，并罚款三元。第二天，她用这罚款买了棉布，亲自送到这妇女手里，并鼓励她参加农民协会。后来这位妇女成了农会的积极会员。不久，她又当选为湖南省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在她的支持下，她的丈夫易赞国到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她的父亲何星朗当了乡农民协会副执行委员长，母亲危伦任乡女子联合会主席，全家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先后为革命奉献了宝贵的一生。
1927年“马日事变”后，何民逸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被党组织派回华容参加地下斗争。10月，她与易赞国一道，绕道湖北监和，回到家乡，同华容党组织的负责人孙稼联系后，被补选华容县委妇女委员。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成立后，何民逸调特委机关工作。她与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特委委员刘子刚扮作“夫妇”，与特委书记杜修经以及刘国富、邹墨池等一起住在机关里。12月的一天，她在南县城关东堤尾的一栋小楼房里，还与刘子刚隆重举行了“婚礼”，并在门上挂上祖传儒医的招牌正式“营业”，接待“病人”。后来，因叛徒出卖，特委机关遭破坏，她被捕入狱，几遭敌人严刑审讯，她坚贞不屈。这时，正值彭德怀率部驻扎南县，曾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使得县长不得不有所顾虑，连忙通知将在押人犯一律“准予保释”。她被保释出狱后，于1928年4月回到华容东山，在涂家铺子以设馆教书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28年春，华容的局势越来越恶化，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何民逸不畏艰险，坚持工作。10月，县团防局纠集武装向东山猛扑，易赞国和党的领导人相继出走。这时，她已身怀有孕，行动不便，只得就地隐蔽。12月，她正临分娩，由于叛徒张兄漠出卖，不幸被捕。临刑前，她抱起在狱中出生不满四十天的婴儿，喂最后一次奶，忍住眼泪说：“孩子，吃吧，这时你最后一次吃妈妈的奶了。好孩子，你快快长吧，长大了替妈妈报仇！”喂过奶后，她将婴儿轻轻地放下，从容地走向刑场，时年二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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