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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纡青
性别:
朝代: 近代
生卒年: 1898 - 1933
籍贯: 湖南炎陵
概括语: 贾纡青,湖南株洲人。又名贾太榕,曾用卢世芳化名。1898年4月生于酃县十都乡红南石村。十三岁入县城梅岗书院读书。1915年十七岁,考入长沙岳云中学。不久,父亲病逝,大哥贾少柳借口办丧事开支过大,不再供给他膳学费,幸母亲以私蓄相助,才勉强读完中学。1919年,他考取北京大学,从此外出,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了。
   贾纡青,湖南株洲人。又名贾太榕,曾用卢世芳化名。1898年4月生于酃县十都乡红南石村。十三岁入县城梅岗书院读书。1915年十七岁,考入长沙岳云中学。不久,父亲病逝,大哥贾少柳借口办丧事开支过大,不再供给他膳学费,幸母亲以私蓄相助,才勉强读完中学。1919年,他考取北京大学,从此外出,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了。

贾纡青在北大,与同乡同学何孟雄结识后,很快成了知己。在何孟雄的带动下,他参加了工读互助团,后又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冬,经何孟雄介绍,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又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全力投入革命斗争,他放弃学业,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工作。这年秋末,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唐山参与组织开滦五矿(马家沟、赵各庄、开平、林西、唐山)的工人大罢工,并担任罢工指挥部的领导成员。这次罢工斗争的实践,对他来说是第一次很好的锻炼,进一步坚定了他献身工人运动的决心。因此,他在罢工结束后,又主动要求到正太铁路工作。经组织决定,他以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前往石家庄,领导那里的工人运动。

贾纡青到石家庄后,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建立正太铁路总工会。在这年10月,以张昆弟等发动组织的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为基础,根据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委会的指示,他和张昆弟、孙云鹏等子年底将传习所组建为正太铁路总工会,下设石家庄,阳泉、太原三个分工会。他还被推选为总工会秘书和石家庄分工会秘书。第二件事,就是领导正太铁路两千多名铁路工人同铁路当局展开以增加工资为中心的经济斗争。当时正太铁路工人工资之低在全国是有名的,每月工资仅八九元,而且已有二十多年没加过薪了,总工会成立之前,工人们曾多次向铁路当局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但均遭拒绝。这年12月,他以总工会名义派代表与铁路当局交涉,又一次遭到石家庄总机厂法国资本家的拒绝。为了打击铁路当局和法国资本家的嚣张气焰,他和张昆弟等于12月14日召开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决定从第二天起迅速举行全面罢工。15日清晨,他把工人纠察队长们召集起来,命令率领各纠察队奔赴正太火车站、太石桥和各分厂,取代各处值班的护勇,禁示火车出入。在出入火车的重要通道——“洋城”五号门的铁轨上堆放枕木,强行阻挡火车通行。当时针指向六点时,随着一阵阵汽笛声,他便率纠察队员们手持木棒、臂带袖章,迅速控制各个分厂和各处火车通道,顷刻间正太铁路停水、停电,罢工正式开始了。

正太铁路的罢工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16日,北京《晨报》以“正太铁路工人全体罢工提出九项要求”的大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全文刊登《罢工宣言》。法国资本家对此十分恼怒,立即电告法国驻京公使同北京政府交涉。山西军阀阎锡山也表示愿意派员出面调停。但要派火车去太原接人,想以此诱使工会开车复工。贾纡青识破了这一诡计,立即回电说:即罢工,不开车。直隶督军曹锟和省长王承斌则以武力相威胁,出兵直逼石家庄。贾纡青同工会负责人无所畏惧,坚持斗争,并于17日再次发出由他起草的第二次《罢工宣言》,重申已提出的九项条件外,再补充五点要求。全文如下:

“我们牛马样的终日辛苦工作,还不能赚到自己最低的生活费用,养家就更难说了。而且我们正太铁路工人,处在洋资本势力之下,所受剥削特重,因此我们为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命起见,于数月前曾向铁路当局提出改良生活条件九条,不意当局置之不理,不得已,乃于本月十五日罢工。这些情况,已于第一次宣言上说过,倘若要我们开工,须得铁路当局正式批准前所要求的九条条件,还要批准下列五项新要求:(一)路局应承认正太铁路总工会有代表全路工友之权。(二)罢工期间不得扣薪。(三)不得因罢工而借故开除工人。以后路局处罚工人,亦须先得工会同意。(四)本会会员有因小故而被革除者应立即复职。(五)短工均改长工,以后新上短工,满一年后,亦须改为长工。这些新旧条件,共计一十四条,倘铁路当局不予我们满意答复,我们决不上工。谨此宣言,以告全国。”

这篇为当时新闻称之为“态度强硬”,“义正辞严”,并纷纷予以报道的宣言,更多地争取了社会各界的声援和激励了罢工工人的斗志,这次年关罢工仅10天,就使法国资本家损失了三十万银元的收入。12月26日,铁路当局不得不答应总工会提出的十四项条件,这次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

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发生后,贾纡青又组织正太铁路工人举行了四天的同情大罢工,以示声援。此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正太铁路总工会也遭到军警的封闭,法国资本家还贴出布告,宣布开除十一名工会委员。贾纡青和孙云鹏等组织工人包围路局大楼,迫使铁路当局收回成命。当时编撰的《京汉工人流血记》一文中,对正太铁路工人在复工后敢于反抗压迫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描述:“正太工人,经此教训,益知团体的势力,比诸武力和压迫实强百倍。现工会虽被封闭,团体精神犹能一致,可知正太工人已有十分觉悟和不可侮的气概了。”

当地政府当局得知正太铁路的工人运动是几个学生模样的共产党人领导的,便派军警到处查户口,抓学生。有一次,有几名军警来到孙云鹏家中查捕“学生”,正值贾纡青转移到这里。这时,孙云鹏的妻子高登伍站在门口对警察说:“我家有学生闺女冻了脚,还没起床,我让她起来,你们再进屋。”待贾纡青隐藏好以后,才让警察进屋检查。警察问“学生”在那里?高登伍指着他的女儿说:“这不是学生吗?”警察没奈何走了。他们又将贾纡青立即转移到郊区李永顺的亲戚家。几天以后,再从柳辛庄上火车离开了石家庄。

贾纡青回到北京不久,被组织安排在北京铁路职工教员养成所学习。几个月后,又将他派到张家口,以京绥铁路职工文化教员身份作掩护,在内蒙古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5年,国民军冯玉祥从张家口军校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经党组织推荐,他也随同一道前往莫斯科学习军事。这年冬,他毕业回国,被派到冯玉祥领导的军队中做统战工作。

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后,在冯部担任总政治部组织科长的贾纡青和其它行政人员,在部队驻地的潼关街上贴出大批“打倒蒋介石,挽救国民革命”的标语,并纷纷向冯玉祥要求联合武汉国民政府,声讨蒋介石。但冯玉祥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致,打倒军阀,万不可自相水火。他对冯玉祥这种看法不同意,说冯玉祥是有意要庇护蒋,而“庇护蒋就是军阀,就是反动,也要一块儿打倒。”冯玉祥对他的这种指责大为不满,命令将他拘押。后经总政治部长刘伯坚调解劝说,才予释放。

过年6月,当冯玉祥参加蒋介石的徐州会议后,曾一度在军队和他的辖区内进行清党。不久,贾纡青以共产党嫌疑犯遭逮捕入狱,被关押了两年,直到蒋冯战争爆发,才被释放出狱。运时他的身体已十分虚弱了。经中共河南省委派人护送,至上海宝隆医院治疗。1930年痊愈出院,由党中央分配到上海全国互济会工作。

1932年春,党组织调贾纡青任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5月,他被派到南通,帮助恢复中共南通中心县委,指导南通、海门地区的革命活动。当南通中心县委恢复后,他立即帮助纠正过去“左”倾错误领导的一些做法,要求县委严格执行地下工作纪律,注意斗争策略,并明确指出:必须停止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搞飞行集会等活动;已暴露身份的老党员,只能单线秘密联系,不能参加组织活动。在发展党的组织方面,他提出可以在黄色工会和实业警察中物色对象,从中寻找那些与革命志同道合的人,加紧做工作,发展党员。由于他的正确措施,使南通的革命力量发展壮大起来。

1933年4月间,南通大生纱厂一厂无理开除工人,引起工人群众的反对。国民党政府派军警来厂镇压,抓走十七名工人。根据工人群众的要求,南通中心县委及时组织大生一厂工人举行同盟罢工,抗议国民党政府无理逮捕工人,要求资方尊重工人人格,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人工资。但如何领导好这次罢工斗争,贾纡青在分析具体情况后,向中心县委同志指出:南通工人的特点是既做工又务农。一方面可以坚持罢工,有条件和资本家拖;另一方面,他们有一块土地,不是无产者,容易与资本家妥协。我们要看到这一特点,不要指望一次罢工解决所有问题,有了些收获就可以罢手。通过一次次罢工,可以锻炼群众,培养骨干,积小胜为大胜。

同盟罢工坚持到5月中旬,为了加强对当地政府的压力,中心县委又发动数千工人,从唐闸列队进城请愿,迫使政府全部释放了被捕工人。但资方对工人的合理要求不作任何答复,而军警又在大洋城和大生一厂门前对示威群众公开开枪镇压,酿成流血事件。如何对付这种局面,贾纡青指出,一面要进一步发动各界群众,抗议政府对工人的镇压;一面要在城乡组织工、农武装,准备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使南通工农逐步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当南通党的工作有了进步的时候,不料中心县委的军事委员陈俊被捕后叛变,于6月8日带领敌人将南通中心县委和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四个县、区领导以及唐闸各厂支部书记等二十多人全部逮捕。这天深夜,贾纡青和南通中心县委书记顾臣贤、组织委员施亚夫、少共江苏省委巡视员周振国也一起被捕。

在看守所里,贾纡青向被捕的同志提出要“无条件保卫党”的口号,要经得起一切刑讯的折磨,坚不吐实。他和周振国等无论是敌人的指认,叛徒的对质,甚至甩酷刑逼供,折磨得九死一生,都没有从他们口里掏出半句口供。7月2日,他和其他二十几个同志被押到镇江,关在小市口监狱里的三号牢房里,由国民党军法会审处审理。这里还关押着从徐州、宿迁、淮阴、南通等地逮捕来的政治犯,他结识了其中的李砥平、孟宪琛等一批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同他们一起在狱中进行防利诱、反叛变的斗争,及时揭穿敌人的各种阴谋诱降活动,大大提高了难友们的斗争信心。

9月初的一天,军法会审处对贾纡青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讯。当他回到牢房时,即对李砥平说:“这次提审,我感到情况很不好,了解我的革命经历的人很少,只有大叛徒顾顺章知道。可是,今天审问我的法官对我的历史一清二楚,站在法官后面的几个人中,可能有指认我的叛徒。现在我面临两种可能,一是在这里牺牲,一是会押到南京。狱中没有人知道我的历史,党组织也不了解我被捕后的情况。现在,我把我的历史告诉你,如果我牺牲了,请你找机会向党组织汇报。”接着,他轻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并交给李两封信,一封是写给党中央的,在信的最后表示:“虽然将要为革命牺牲,但无半点后悔,内心一片赤诚。”还有一封是给儿子的遗书。他还反复叮嘱对他的历史要保密,信要设法转给五号牢房、家在海门的沈云瑞,等沈判刑后转回海门监狱时,再把信交给那里的党组织,转报党中央。后来沈云瑞叛变,李砥平便将这两封信销毁了。

1933年9月14日早晨六点钟,当看守走到贾纡青三号牢房门前喊着他的化名“卢世芳”以及周振国、顾臣贤等人出来时,他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他从容地走到牢房门口,回转头来,对其它难友大声地说:“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同志们,暂时忍受一切吧!保持你们的气节,红旗会来迎接你们出去的!”

说完,贾纡青和九位同志高唱着《国际歌》一起昂首挺胸,走出监狱,慷慨就义,时年三十五岁。
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