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易，湖南常德人。

　　在湖北监利红军烈士陵园里，迎面矗立着一块巍峨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徐向前元帅题写的“青史永垂”四个贴金大字，以纪念湘鄂西苏区红三军著名将领鲁易同志。当人们走到碑前，仰首凝望，就仿佛看到当年红七师的鲁政委驰骋鄂西，血染沙场的壮烈情景。

鲁易，常德县沅水南岸鲁家河人，1897年3月生。父亲祖居江西黎川，光绪年间迁来常德，年过四旬，才得一子，取名其昌。鲁易是他赴法留学时自己改的名字。他自幼由父亲课读，到十六岁时，才进了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湘西的最高学府，学生来自二十九个县，要先经县试，再经校试，才能入学。鲁易能考进这所学校，足见他的家学功底不浅了。

1917年，上海、北京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吹进了常德古城，也一扫省立二师校园里长年的沉闷气氛。这时，鲁易想去日本留学，寻求富民强国之道。1918年初春，他赴省城报考留日官费生，以优异成绩被北京政府选派赴日留学，进了日本正则学校。他求知心切，稍有时间，就沉浸在图书馆里，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和报刊杂志。正当他学有进益时，不期日本政府于1919年5月7日这一天，公然举行纪念袁世凯同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的集会，还通知中国留学生参加。他和王若飞等爱国同学感到十分气愤，发动留日同学集体抗议，并毅然弃学回国。

鲁易回国后，积极投入当时正在全国蓬勃兴起的五四爱国运动。为了寻求真理，他又想去法国勤工俭学。他和同学高凡、毛遇顺等在取得华法教育会的准许后，于1920年12月15日从上海登上法国远洋商船“智利号”，开始了他第二次出国求学的旅程。

鲁易到法国后，先在克鲁的一家五金厂做工，干些搬运、包装铁器的重活。他一面做工，一面学习法语，并常以“游子不忘报国忧”这句话来鼓励同学。他还参加了李立三等发起成立的劳动学会，后改为勤工俭学会，作为团结赴法学生，互助互济的团体。1921年9月，他因参与争回里昂大学的斗争，被法国政府逮捕，同蔡和森等一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一起被驱逐回国，结束了他九个来月的工学生活。

鲁易回到广州，已是孟冬季节，他身无半文，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有的同学心灰意冷，回的回家了，走的另找门路了。而他和陈公培等十多个同学却不这样想，认为既要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大家可以抛却西方，学习东方（指俄国），在国内做些实际的工作。他还提议：“陈公培兄乃布尔什维克（旅欧少共成员）。何不去上海找党中央联系，我等在此等侯。”大家极表赞同。后来陈公培带着党中央的指示，以及中央组织部同意，发展鲁易等为党员的批示返回广州，带领鲁易他们潜往海南岛，在琼山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以教书为职业，开展革命活动，建立起海南岛最初的共产党组织。

1922年秋，陈炯明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阕，背叛孙中山的消息传到海南岛后，鲁易深深感到掌握军事对于反帝反封建的重要。1923年春，他把自己决心从戎的想法写信告诉了在法国继续勤工俭学的挚友熊雄，信中说：“自古以来，定国以文，安邦以武，不能安邦，何以立国？我要在国内从事军事运动。”他的想法得到熊雄的称赞和支持，并立即回信将他推荐到粤军旧友陈铭枢处任副官。1924年11月，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被调来学校任政治部秘书，协助周恩来主持部务和学员政治教育工作。

1925年春，周恩来离开军校，参加东征战役，校政治部主任先后由汪精卫，邵力子接任。当时汪只是挂名，而邵也因事驻上海，政治部的工作主要由鲁易负责。他深知军校是培养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场所，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势力争夺人材的阵地，而政治教育更是培养革命人材的重要手段。为此，他与政治教官恽代英、萧楚女等人，精心拟定军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主持编写长达十馀万言的《政治问答集》，还多次聘请谭延闿、何香凝、毛泽东、鲁迅等知名人士来校演讲。

1925年8月，黄埔军校左右两派斗争日趋激烈。军校党代表廖仲凯惨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杀害。军校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在这场动乱之中，鲁易坚定地带领进步师生，稳定军校局势，坚决反击否定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逆流。不久，他被任命为军校第三期政治部副主任，一面同政治部主任邵力予通力合作，坚持国共两党制定的黄埔军校办校方针；一面协助政治部秘书聂荣臻领导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在学员中发展共产党员，及时壮大革命力量，并注意培养学生成为具有盟确政治目标的革命军人。

这年9月，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毕业。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汪精卫向毕业学生颁发毕业证书之后，鲁易带领全体毕业学生，向孙中山遗像举手宣誓：“谨遵遗训，亲爱精诚。服从党纲，五权三民。履行遗嘱，国民革命。继承先烈，奋斗牺牲。发扬光大，赴义蹈仁。言出身随，誓底功成！”年底，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组成的国畏革命军第一军扩编，他被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推荐出任第二师党代表。但军长蒋介石认为二师师长王懋功倾向左派观点，担心被他“赤化”，只同意他去三师任职，想要三师师长谭曙卿来控制他。

第三师系由粤军改编，军官中黄埔毕业生很少，共产党人更难在这个师立足。鲁易来到三师后，首先通过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熊雄，将政治部宣传科长杨其纲，组织科长王逸常和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蒋先云、张际春等调来第三师，协助他开展政治工作。同时，安排蒋先云、张际春、王逸常分别担任所属第七、八、九团的党代表，组成第三师共产党组织的核心。然后，在师内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他们投入国民革命。他特别注意搞好同正、副师长的关系，帮助他们从严治军，提高了全师的战斗力。师长谭曙卿对他也由奉蒋介石密令监视他而转为信赖，并支持他的工作。

1926年3月13日，第三师副师长沈应时在广州因病去世。沈原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总队长。为了加强黄埔同学的团结，扩大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鲁易根据厨恩来的指示，决定为沈举行一次大的追悼会，并通知很多黄埔学生前来参加。他还邀请谭曙卿共同署名，撰写了如下一副挽联：

陈林叛变，杨刘反戈，频年东战西征，幸有殊勋留纪念；

军阀专横，帝国侵略，此日内讧外侮，遥看挟纩尚关心。

这副挽联高度评价了第三师在平叛中的功绩，也表达了对第三师继续进行国民革命的期望。这次追悼会，无疑对第三师的官兵是一次很好的团结和教育。此后，三师的左派力量日渐发展起来，甚至在连部也陆续有了共产党或共青团的组织。

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后，曾在第一军中当众宣布：“凡跨党分子，或退出共产党，或退出国民党。”鲁易是当时有名的跨党人员，在这关键时刻，他和蒋先云勇敢地站出来，坚定地表示：“头可断，共产党员的党籍不能丢！”蒋介石极为恼怒，当场将他和蒋先云等扣押起来。后来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又不得不将他释放，但又作出这样的强硬规定：“凡被释放的人员，取销军籍，不准再回部队任职。”

鲁易满怀留恋之情告别第三师官兵，并对送行的人员说：“蒋校长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倒行逆施，意欲狂霸军权，如不与之争斗，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革命，将会断送在他手里。”几天之后，他被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安排到政治训练班任教。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广州招生，他想去苏联留学。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和苏联顾问团的报名，他顺利地通过考试，在广东大学作了短期的俄语补习，于1926年夏从珠江码头乘船离穗至海参威登岸，转抵莫斯科，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留学生活。

鲁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两年中，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因此学习十分刻苦认真。两年时间，除学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俄国十月革命史》等几门课程外，还自学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论帝国主义》和其他重要著作。1928年7、8月间，他随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回国。在上海，见到了周恩来，战友重逢，十分高兴，他被留在中央军事部工作，后又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负责指导各地武装斗争。这一期间，他协助周恩来等拟订了许多重要文件，如《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党员军事化问题》、《中央军事部关于目前军事计划大纲》等。1929年8月，由于军委工作人员、叛徒白鑫的出卖，彭湃、杨殷等被捕牺牲，中央机关也遭到破坏。他已不宜在上海工作，于是，党中央决定派他到湘鄂根据地的红军中任职。

1931年3月，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对洪湖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围剿”之际，鲁易来到洪湖地区。他和万涛、段德昌、彭之玉、陈培荫等五人，被湘鄂西中央分局任命组成前敌委员会。他当即协助段德昌指挥红六军，投入反“围剿”的战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保卫了洪湖根据地。

不久，红二军团南下受挫，改称红三军。留在洪湖的红六军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5月，鲁易受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派遣，潜往宜昌，设法与红三军主力取得联系后，同段德昌、万涛率红九师开赴襄北，一举击溃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萧之楚部，攻占了潜江县城，策应红三军主力移师潜江县刘侯集。这时，夏曦却以中央分局名义，指责红三军主要领导率师南进，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除贺龙留任军长外，撤掉了邓中夏军政委和柳克明军政治部主任职务，改由万涛任军政委，他任军政治部主任。

鲁易初到洪湖，对红三军南进的决策和遭受损失的客观原因缺乏了解。但当红九师去襄北策应主力返回洪湖期间，国民党军又乘机进攻洪湖以南的江南苏区。这时，“夏曦既没有集中队伍去江南援助，又没有给以正确的指示”，致使江南苏区丧失。10月上旬，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潜江地区后、夏曦又把江南苏区丧失的责任推给段德昌。他据理为段德昌辩护，因而引起夏曦的不满。1932年1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时，他被排斥在湘鄂西新省委领导之外，仅保留其监察委员会成员之职，并将他词出红三军，前往彭杨军事学校任政治部主任。

鲁易受此打击后，他仍然胸怀坦荡，努力工作。为了将军事学校办成培养人才的场所，他根据自己在黄埔军校办学的经验，完善各种制度，充实各种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使这所军事学校很快实现了正规化。他举止庄重，言谈谦和，深入实际，平易近人，深受教官和学员的尊敬和爱戴，并在洪湖苏区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苏区流传着一首《赞鲁易》的渔鼓词，其中唱道：“三军鲁主任，下到洪湖来，扩大革命根据地，建设苏维埃。分监列宁校，鲁易视察到，文化军事作指导，学员士气高。”

1932年4月，红七师奉命去襄河北岸打击川军，在京山攻城受挫，损失较大。部队行至天门县瓦庙集时，与敌遭遇。激战达七昼夜。在援军的配合下，毙敌两千余人，击落敌机一架，突出了重围，退守洪湖苏区。这次战斗，红七师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此严峻形势下，鲁易被红三军调返前线，5月间改任红七师政委，和师长王一鸣协同指挥作战。

7月，国民党军纠集鄂豫皖十万重兵，向洪湖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他和师长王一呜指挥战斗。这时，敌军一个师的兵力进犯监利县陈沱口，红七师痛击来犯之敌，一举消灭敌军两个团，并活捉了两个团长，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苏区人民高兴地唱道：“敌攻陈沱口，鲁易严防守，一群白匪落虎口，活捉佟、杨两条狗。”

但是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红三军转战近三个月，仍未能粉碎敌人“围剿”，敌军又蜂拥而至，重点进攻洪湖中心地区瞿家湾。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势下，鲁易主张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可是湘鄂中央分局的“左”倾错误领导者，却命令红七师固守新沟嘴一带。红七师只得分兵堵击，在狭小的范围内同敌人拼死战斗。

8月31日凌晨，敌军总攻开始，鲁易和王一鸣身先士卒，冲向前线指挥，一连打退敌人三次进攻。但红七师的伤亡很重，三位团长和一位团政委先后牺牲，他的左臂也负了伤。师长王一鸣命令警卫员：“赶快把政委抬下去！”他执意不肯。王一鸣无法，只是轻轻地握了握他的手，转身又向前沿阵地冲去。

忽然问，敌营中扬起一阵尘土，一队骑兵偷袭过来，突破了红七师前沿阵地。师部前线指挥所准备向后转移。正在此时，一颗炮弹落在鲁易身边，警卫员猛扑向前，将鲁易推倒，顿时一声巨响，硝烟腾空，警卫员已炸得血肉模糊，而鲁易的胸部也中了两块弹片，倒在血泊之中！

一支战地救护队，飞快跑到新沟嘴以南的伤员集中地，两位战士指着鲁易对担架队长胡守光说：“这是七师政委，你一定要保护好，如果牺牲了，埋葬的地方一定要做上标记。”救护队一听说是鲁政委，抬着担架往回跑，恨不得几步就跨到易家台，将他送到第三后方医院抢救。救护队员边走边呼唤着，“鲁政委，快到了。”然而，就在回易家台的路上，他却因伤势过重而牺牲了，年仅三十二岁。救护队员望着死去的政委，个个眼泪夺眶而出。他们把他的遗体抬到花子桥掩埋，并按红军的嘱咐，找来一块砖头，用铁钉刻上“鲁易”两字，随同埋在墓内。今天，这块刻有“鲁易”二字的砖块，陈放在监利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人民对他的永恒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