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凌波，湖南宁乡八都王家大冲人，又名恕平，抚之，1889年6月2日生。父亲王恕轩，曾设塾课读，中年以行医为业，薄有田产，家道小康。有兄妹五人，他最小。十三岁时，母亲去世。父亲送他就读于宁乡沩山家塾小金陀馆。他性格耿直诚实，年纪又小，常受大同学戏弄；只有谢觉哉、姜梦周两同学爱护他。后来，他们几人又结识了何叔衡，并共同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说：“我在民八（1919年）以后不落伍，而且日益前进，何之力为多。”
王凌波在小金陀馆读书三年，十六岁转入宁乡县立高等小学堂。半年后，又考取湖南省高等学堂。他在这里读了六年，因辛亥革命爆发，学堂停办而提前结业回乡，先后在宁乡、益阳的县立高小和师范讲习所任国文、史地教师。1915年，他应老友张干清的邀请，到广东河源县政府任民政科长，后来还担任过广东高雷镇守使署秘书和高雷道尹公署科长。在两年多的官场生涯中，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由原先想做一个“好官”，发展到不想做官，只想做好人。他在《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二十八岁以前，受了家庭学校社会上所谓‘读书人做官’的影响，想做一个好官（高等学堂毕业，照章奖给举人，可做知州知县等官）。民国四年，开始当科长，初以为走上了做官的道路，矢勤矢慎，襄助老友张干清做县长，……自民七化州之役，鉴于殉名殉利的朋友多死于非命，从此不想官，只想做好人了”。于是，他激流勇退，弃官还乡，致力于家乡的教育事业。
1918年，王凌波经在云山学校教书的老友谢觉哉、姜梦周介绍，也来到这所学校任国文、体育教员。1921年秋，又继姜梦周任学校校长。“时值‘五四’以后，又当湖南驱张成功，谭赵回湘，民气一振。我主办之云山学校距长沙仅两日程，接受新的潮流，自较便利。”他认为来云山学校教书是实现自己“做好人”的重要阵地，也是“以后不落后，而且日益前进”的一个新起点。他当校长后，认为这是自己为振兴宁乡教育出力的大好时机，曾采取许多措施，积极推行新学，革除旧学。据当年的一位学生回忆说，云山学校在他的主持下，所聘的教师大都是富有新学识的青年，所采用的教育方针，是力求学生自动自治及新思想的灌输。他还想方设法为学校图书馆搜集来好几十种新杂志。这些措施，使得学校的声誉日隆，来就读的学生也比前加多，并成了当时宁乡的一个文化中心。在办学期间，他还多次同守旧封建势力作斗争。1922年7月，在宁乡县长召集的一次县政会议上，他对守旧派公然提出要改组云山学校的议案，严词驳斥，声色俱厉。后来，在新旧两派的斗争中，他虽一度被挤出学校，但不久又被何叔衡、谢觉哉、姜梦周等新派势力请了回来，在学校任训育主任兼教员。1925年，他再次就任校长。经过这种曲折复杂的新旧两派斗争，他的思想又逐渐有了转变。他不只是想做好人，而是想要做一个革命者了。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县学界有新旧之争。旧派人物结合团防派及财团反对我们，当时有团匪、学匪、团阀、学阀之称，他们又称新派为三无党（即无父、无君、无礼义），旗鼓相当，一直闹到大革命开始，旧派势力始稍衰落，我的思想即在此鼓舞中逐渐转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此后一段办学期间，王凌波特别注意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入学，常给一些聪明好学的学生以鼓励，着重为革命培养人才。还有，就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斗争。有一件最受农民欢迎的事，是他挺身而出，发宣言，造舆论，帮助佃农反对地主以一再贬值的小钱照数退还佃农在数十年前的押金，对押金进行变相的侵吞，而他则主张要按照五十年前小钱的币值，作为折算现在货币的依据来退还押金，不能让农民受损失。这场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赢得了劳动人民的敬佩。
1924年，王凌波经何叔衡介绍，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在第二年“五卅运动”席卷全国时，又由何叔衡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深有体会地说：“自加入本党后，才知道单是做个好人，还不够真正做人的意义，从此，便想努力做一个为大众服务的革命者。”他入党后，担任过中共宁乡县支部书记，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中共在国民党省党部的党团书记，肩负重任，夜以继日地为革命工作。这时，他和何叔衡、姜梦周、谢觉哉四人，为掩护革命活动，都蓄上小胡须，并于1926年10月，在长沙合拍一照，谢觉哉在照片上题写了“宁乡四髯”四字，这就是以后所称他们为“宁乡四髯”的由来。
“马日事变”后，王凌波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被迫离开长沙，避居宁乡与湘乡交界的山村。1928年元月，他改名恕平，来到益阳，在岳森部当上尉书记，并随军移驻沅陵。五个月后，被叛徒告密，湖南军阀何键密电将他缉拿解省，幸岳森部收发密电的是他的学生，因此使他得以及早离去。他经武汉来到上海后，多次奔波，直到1929年2月，经谢觉哉、毛泽民、李维汉的证明，才正式恢复组织关系。不久，他奉派与熊瑾玎、谢觉哉等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开设一处兼卖杂货的天生祥酒店，以酒店老板身份。做党的掩护工作。这时，熊瑾玎在中央做会计工作，负责管理党中央的经费。凡党内汇款需要铺保，向银行存款取款需要户头，都由酒店出面盖章负责。同时，这里还是党的秘密联络点，先后来这里活动的有何叔衡、李富春、谢觉哉、徐特立、李维汉、毛泽民、周以栗等。由于他干一行，象一行，嘴上蓄着八字胡须，身穿一件灰布棉袍，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跟上海南市一带的商店掌柜一模一样，加上他为人厚道，谦虚谨慎，办事扎实，为行业同人所信赖，而被推为酒店行会“会首”。
1929年冬，王凌波随邓小平受党中央派遣去广西红七军工作，但为交待店务，未能同行。后乘船绕道香港去广西时，因港英当局不肯签署入境护照，只得仍回上海。1930年，他被安排在沪西负责一个秘密印刷厂的工作。9月26日夜，印刷厂遭到敌人的破坏，他和杜延庆、杨匏安等十七人被捕，关押在上海提篮桥西牢。这时，他用的化名为黄德宣，被判处一年半徒刑，因在狱中组织绝食斗争，抗议监狱克扣囚粮，因而遭到拷打，右眼被打成重伤。1932年4月出狱，因病重住院治疗五十多天后，一再要求工作，中央只好安排他到技术部刻写钢板。他虽年近半百，视力衰退，但工作极其认真负责。每天晚上总是伏案刻写着一张张工整的绳头小楷直到深夜或天明；有时眼睛常常痛得流泪，也不肯休息。真是全心全意为革命工作。
1935年2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到破坏。王凌波在敌人大搜捕时于19日再次被捕。他改名王抚之，在两个月的转移囚讯中，无论特务分子怎样威胁利诱，他坚贞不屈，最后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送往苏州陆军监狱执行。
为了应付监狱的长期监禁，王凌波在狱中注意锻炼身体，每天用冷水擦身，做室内外的各种活动，以抵抗各种病菌的侵袭，经受敌人的种种折磨。他常给难友们讲形势，讲对革命的希望和信心，讲革命者的气节。他还给难友们读文天祥的《正气歌》、恽代英的《囚徒歌》。在生活上他常给难友以照顾。每天，他总是第一个起床，先倒掉牢里的便桶，挑好洗脸水，然后才去锻炼身体。他还帮助没有文化的难友学文化、学外语，坚定他们对今后生活的信心。在对敌斗争方面，他注意既要打击敌人，又要保护自己。在每次审讯或在其它场合，他总是同敌人就卖国还是爱国，是抵抗还是投降等是非问题展开论争，而不涉及党的任何机密，这样一来，连一些押送他的宪兵说他和其他难友都是好人，都是为救国吃官司的人。在狱中，他还注意做好其他犯人的团结工作，揭穿伪装囚犯的特务的破坏，有利地进行对敌斗争。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王凌波被提前释放出狱。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博古、李克农介绍，他到了延安。党组织在审查了他狱中的表现后，即恢复了他的党籍，将他安排在中央秘书处做整理文件的工作。
1937年10月，党中央决定在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和新四军驻湘办事处。王凌波被任命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则以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的名义任八路军驻湘代表。他和徐特立于10月26日离开延安，12月9日到达长沙。在长沙工作期间，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筹措军需物资支援前线，揭穿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破坏，并取得很大成绩。
1938年11月，国民党政府弃守武汉后，又放火焚烧长沙。根据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王凌波带领通讯处的人员移驻沅陵，以后又迁往邵阳。在这里，他和徐特立发动学生组成抗敌宣传队，开展救亡活动，并联络当时云集邵阳的学者，进步人士及各种抗日团体创办的演出队、歌咏队、话剧队等，到城乡演出，广泛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他们还先后组织开设民众书社，新力书店，销售进步书刊，使邵阳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平江惨案”发生后，党中央决定将新四军办事处的名义自动取消，只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名义开展公开活动。到1939年6月，通讯处也被迫撤销，仅由徐特立以八路军驻湘代表名义进行活动，而他则以八路军总部秘书名义协助徐特立工作。1940年7月底，他随徐特立由邵阳移到衡阳。这一期间，他曾不幸从楼上跌下，摔伤了脚，且又生了一场大病，身体非常虚弱。但此时国民党当局限令徐特立于8月离湘返回延安，他不得不支撑起虚弱的病体，担负起处理善后工作的重任。他来到长沙，租居在白沙岭一栋民房里，天天在日本飞机盘空轰炸与国民党特务监视的险境中带病工作。他设法与八路军、新四军保持联系，把徐特立的家眷及留下的书籍文件安全送走，对留在长沙的烈军属进行妥善安置。当时，他曾写有如下一首诗，记述了他的心情：
生平不多病，一病便难支；
夜深灯作伴，鬼影显常姿。
1940年“九一八”九周年前夕，王凌波同夫人姜国仁在长沙白沙岭都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第二天为了纪念“九一八”九周年，他和夫人在牢狱中联句，共同抒发了对顽固派的痛恨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心。诗如下：
东北沦亡已十年（王），至今狼虎闯垓埏（姜）。
血流漂杵沙场劫（姜），鬼哭烧垣井里烟（王）。
四亿民心金可镂（王），千秋史册党争妍（姜）。
莫伤一己生和死（姜），且喜红潮浪击天（王）。
随即在9月19日，王凌波夫妇被当局武装押赴桂林。途中，他向士兵大讲抗日的道理，使士兵深受感动。当火车抵达桂林时，有的士兵自动先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报信。他到达桂林不久，中央来电召他回延安。临行前，他对办事处工作的李涛说：“中央如怕我遇险，那可不必。我想：我还可以在外多做一点工作。”表明他已经习惯在白色恐怖中工作，不把危险当一回事了。姜国仁诗中提到他“六年系狱轻生死，几度临危见本真”，确实是他牢狱生活的真实写照。
王凌波于1940年12月22日到达延安，被任命为延安行政学院副院长，院长是林伯渠。当时，学院人力物力都很匮乏，办校困难很多。但他迎难而上，“做事不分彼我，不怕堆在一身，不相信有难事，总是干下去”。林伯渠说：“行政学院初开办，困难很多。我挂名正院长，凌波同志从未推过责任，也不肯告苦。”对于学院的教学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工作，他都抓得很紧很好。”在整风学习中，学员、教职员的笔记都看了、改了、批了，且亲自个别地找来谈话。”同样，“对学校生活，亲自去尝学生和教职员的饭菜，亲自教导伙夫怎样煮饭，要他们竞赛”。他对学生，尤其是年轻的学生，穿衣、洗澡、夜间撒尿，都要去管，而他自己则淡泊自处，常对人说：“我只要有点油盐吃就够了。”他的这种无私忘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深受全院师生们的敬佩和爱戴。王凌波对革命工作极尽心力，但自己却时感不足。他说：“在此十馀年中，虽然坚定地认清了走的道路始终没有错，然而年龄日长，脑力日衰，尤其目力昏花，戴四百五十度的老花眼镜（俗称七十光），看五号字报纸，还很吃力；又前年在衡阳跌伤右腿，九个月方愈，现遇气候寒冷，或多走山路，便感疼痛。有此种种原因，不能很好地为党工作，又不能很好地加强自己学习。对党给我的一部分任务，自问很难很好的完成。思念到此，不禁慨然”。
1942年9月3日早晨，王凌波和教育处长余修说完课程安排问题后，又发现学生的伙食不好，就叫院务处长来谈话，谈不上几句，突然中风，急救无效，与世长辞，时年五十四岁。
王凌波去世后第十天，谢觉哉写成《哭凌波同志》一文，说：“凌波同志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物，即在我党也是不可多得的。”并作挽联一首云：
回也克己，由也兼人，奋力直前，才与命搏；
治事太勤，求学太勇，积劳到死，我负君多！
1962年1月，徐特立为王凌波墓重写碑文，碑文中说：王凌波同志“曾在白区担任党的地下工作十一年。其中三次下狱，在狱中近六年。凌波同志曾在中央技术部作机要工作，以无名战士的精神，埋头苦干。共产党员不怕牺牲，不择任何工作，听党的话，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凌波同志足为党员的模范”，较好地概括了这位模范共产党员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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