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冶成，湖南宁乡同文镇上流寺包冲（今花园乡和平村）人，别名教熔，曾用李治盛、李时盛化名，1881年6月17日生于一户四代塾师之家。父亲梅竹溪，学问渊博，克己厚人。他七岁随父课读，后数次赴县应童子试不第，乃于1903年考入湖南武备学堂。他来到长沙后，有机会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颇受教益。在这“康梁影响半年间”（见《自叙诗》）中，他接受了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立下救国救民之志。他还潜心学习日文，准备东渡日本，学习陆军，以期将来好报效国家，振奋国威。可是因为家里贫困，使这一志愿无法实现，内心陷于自我矛盾痛苦之中。不久，他还因事被学堂开除。
梅冶成学武不成，乃改图易辙，考入省立优级师范，决心毕业从事教育。1906年，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积极投身反清斗争。在师范毕业后，即到宁乡玉潭高等小学堂任教。因在学生中鼓吹排满。一些封建知识分子称他为“梅七古董”。（在宁乡土话中，“古董”是“愚笨”“糊涂”的意思。）
辛亥武昌起义，湖南率先响应。消息传到宁乡，梅冶成异常兴奋。他自己先剪去辫子，然后号召学生都来剪掉辫子。11月，他响应出任湖南军政府筹饷总局局长、同盟会员周震鳞提出的“破富户铿囊，为援鄂筹饷”的号召，曾率领学生打着“汉”字大旗，上街巡行劝募，同时扬言要拆掉为镇压太平天国的清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立的牌坊。黄少春的儿子、时任县团防总局局长黄应周，连忙请人疏通，表示愿捐银两办学。经士绅齐璜出面周旋，由黄应周捐款兴办宁乡驻省师范于长沙望麓园，这次筹饷，全县共达到十三万余两，并用其中两成作全县教育经费，有助于宁乡教育的发展。
1912年，在宁乡兴起一股教育改革之风，梅冶成是毁寺庙、兴学校的积极倡导者。他回到同文镇，由曾鼎三派兵，他亲自率领去上流寺、文昌阁（石桥铺），把和尚赶走，捣毁菩萨，并邀同进步知识分子林桂舫、林嵩陶办起了上流学校（1924年改为宁乡第六高小）和石桥铺国民学校。同时，他还在玉潭学校极力倡导教育改革。1914年，玉潭学校改为宁乡第一高等小学校，由进步人士曾鼎三任校长，他如鱼得水，得以大展宏图。他的教学，总要联系当时国内、国际形势，着重给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以至他的学生、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曾回忆说：“梅冶成是帮助我进步的第一个老师。”他对袁世凯签订卖国《二十一条》以及复辟称帝尤为痛恨，极力支持学生上街游行，在教室用教鞭打袁世凯的像。他的行动引起封建保守势力的仇恨，在曾鼎三校长被免职时，他也被列为“祸首”、“罪魁”而解除聘约，并不准别校聘用。他因生活无着，只得远走水口山矿务局，当了一名庶务。后来由于他在工人中宣传军阀卖国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罪行，第二年便被革职回家。
梅冶成回到故乡后，很多学生慕名而来，要求在他家读书补习，他便办了一所私人学校。附近农民来找他写什么对联、封签、祭文等，他都是有求必应，一文不收，而对地主豪绅的请求，则一概拒绝。有一次，湘乡一地主带着厚礼来请他写一副对联和一块匾额，他却把这地主推出门外，说：“我不稀罕这些东西！”
1921年，梅冶成应云山高小校长王凌波之聘，到云山任史地教师。他与当时在宁乡劝学所任劝学员的姜梦周、在长沙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的何叔衡以及任《湖南通俗日报》主编的谢觉哉结为密友，在同他们的通信来往和促膝晤谈中，受到不少教益。为了唤起学生的爱国热忱，他特地编制《国耻史纲》，悬挂大厅，指导学生阅读，并在序言的结尾写道：“你们用什么来雪国耻呢？！”此外，他还接受何叔衡聘任为宁乡通俗教育讲演员，利用星期日或节假日，带领学生下乡，进行沿门布道式的通俗讲演。到处宣讲有关“包脚之苦”，“早婚之害”，“迷信害人”，“军阀害民”等内容。当地农民评价他说：“从前读书人讲‘圣喻’，总是教人做忠臣孝子；如今梅冶成讲‘圣谕’，总是教人莫包脚，莫信菩萨，莫信‘前头’（当时宁乡土话，指统治者和军阀）”。他的活动，为后来的农民运动做了启蒙工作。
1922年，学阀李翰庵接掌云山，提倡复古，并要开除抵制教学复古的林萼生、谭守虞等同学。梅冶成串联教师群起反对，后来他还策动学生掀起“驱李”运动，终于迫使李翰庵于1923年7月去职，改由进步教师王一凡任校长。此后，他以极大热情投入民主革命的宣传工作。他特地绘制一幅中国国耻地图，将失地用彩色笔标明何时何地以何条约割与何国。每次讲课时，他指点江山，声泪俱下，沉痛感人。学生听后，有的唏嘘长叹，双泪直流，有的拍案而起，大呼报仇，为了加强时事教育，他将每日报纸的重要新闻与文章，一一用红笔作出标记，然后张贴让学生阅览，有时自己还站在一旁讲解。凡他在场讲解时，总有一大群学生围着，久久不散。
1924年国共合作时期，梅冶成受何叔衡的委托，在宁乡四处奔走，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动员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同年，他还加入宁乡县根据赵恒惕《省宪法》成立的农会，并用这一合法身份从事农民运动。这年冬，他在上流寺和石桥铺分别办起了平民夜校和平民学校。他还经常脚穿草鞋，身着布衣，走村串户，结交农友，把他们组织起来，加入秘密农民协会。正由于他的努力，各地秘密农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促使农民运动在全县范围内蓬勃发展。
1925年1月，梅冶成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2月，中国国民党宁乡特支成立，王凌波任书记，他在特支负责农运工作。7月，国民革命军进攻长沙，北军叶开鑫部退守湘乡，部署一个团的兵力驻守湘乡宁乡交界处的三角寨一侧，构筑碉堡，积储粮食，凭险固守。同月，国民革命军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壶夭一带，攻打叶开鑫部，一看这高耸入云的三角寨，正不知如何进攻，他得知这一情况后，前往献计助战。建议先在壶天方向密林中，多插红旗，布置疑兵，然后组织十五区农协会员百来人充当向导、运输；带领北伐军抄小路进入三角寨密林，突袭叶军土地祠团部，有如神兵天降，打得叶军狼狈逃窜。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在致大会的贺词中，特别提到这件事，赞扬宁乡农协的功绩。大会还作出决议，组织专门委员来查明这事及有功人员。
宁乡县农协在北伐军7月进入宁乡县城后正式成立，梅冶成被选为委员长。他一上任，便着手组织农运讲习班，培训区、乡、团三级农协骨干二百多人，为在全县开展农运输送了大批骨干。到1927年2月为止，全县二十一个区都建立了区、乡农民协会，会员达二十多万人。12月，他虽没有参加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但仍以八十三票当选为省农协委员。此外，他还担任过宁多特别法庭副庭长，秉公执法，进行了惩办土豪劣绅萧泽生、刘昭、李寅宾等十多人的斗争。
“马日事变”发生后，梅冶成同喻东声、谢南岭毅然揭举沩山起义的旗帜，成立工农民主政府，并被推举为主席。8月，起义部队失败，他亡命益阳，来到达人袜厂张铸陶家避难，后得南昌起义消息，便化名李治盛，赶往南昌。但起义部队早已离开，只得隐居在同乡、江西省政府秘书长胡良翰家中，后由胡介绍去江西永修县任教师。不久，他接上了党的关系，同尹泽南、蔡海涛等组织浔路工作委员会，从事武装起义准备工作。1929年，他因与家住安化县的外甥王茂松通讯，被安化县当局查出。安化县当局先捕杀王茂松，又行文到江西缉拿他。胡良翰看到通缉令，立即派人送二百元旅费，叫他立即离开江西。他即流亡去了上海。
在上海，梅冶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王凌波。经审查后，被安排在王凌波所主持的印刷所任校对。1930年9月26日深夜，敌人闯入印刷所搜查，王凌波等十七人被捕，他也在内。因没有搜出什么重要证据，又经组织营救，有七人以年幼或小学徒身份被保释出狱；他与其他同志共九人各判刑8个月，化名黄德宣的王凌波则判刑一年半，一起关在上海提篮桥西牢。1931年6月，他刑满释放，仍在中央所属机关工作，管理海外华侨的捐款和物资，尽管生活十分艰苦，他一天只能吃两碗素面，但把工作做得很好，受到同志们的称赞。
1932年6月左右，由于机关被破坏，梅冶成与其他十四位同志被捕，关在龙华监狱，经严刑拷打，没有人泄漏机密。他穿一身旧式对襟衣裤，说话本来就有些口吃，一副老实的样子，完全象个乡下农民，在陪斩时又“吓”得瘫倒在地，敌人以为他真是乡下请来的伙伕，只判了四年徒刑。1933年移送苏州监狱，1936年刑满释放。
出狱时的梅冶成已是五十二岁的老人了。监狱生活和风湿病的折磨，他的右腿几乎残废，走起路来蹒跚难行。由于无法与党联系，他辗转来到皖南宣城，在亲家喻寅初处以教私塾为生。1938年秋，他取道江西返湘，路经铜鼓，又因日机轰炸而震聋一耳。回到长沙，他立即到邵阳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找王凌波，要求去延安。王凌波以他耳聋足跛，劝他回家休养；他又要求介绍他的儿子白皋、女儿舜元去延安，王凌波答应了。他回到宁乡家里后，才知道舜元在他第二次被捕时，由沪奔京，因吐血回湘，不治去世。而在宪兵十团九连当中尉排长的儿子白皋，已在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中阵亡。他沉痛地称赞儿子，说是“好样的！不愧为我的儿子！”他又想劝石元、全元两个女儿去延安，不料两个女儿因多年离乱，不愿远行，他曾为此号啕大哭，认为“后继无人”，以后竟长期病倒在床，深感不安。
梅冶成的病情稍有好转后，曾去宁乡唐市共产党员戴琢良办的读书会当辅导员。为辅导学生学习尽力。不久，读书会被特务破坏，他只好回家，并受到特务的监视。以后他虽设馆课读，但风湿病越来越严重了，拄杖行路也不行了。到1943年3月6日，终以不治去世，时年六十三岁。治丧之日，上流寺、隔山冲、烟波冲一带农民，陆续携香烛来到他的遗体前告别。出葬那天，送葬的达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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