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惕庄，湖南衡阳县西乡虎踞园（现金屏乡珠园村柳家湾）人。

　　庄严肃穆的北京八宝山烈士陵园里，有一座巍然屹立的墓碑，上面镌刻着周恩来亲笔写的“十八烈士陵墓”六个大字。刘惕庄就是这十八烈士之一。

刘惕庄，义名刘愈，1896年12月22日生，1922年春，由夏明翰推荐进入湖南自修大学，并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刘惕庄考入北京中国大学法政系，并担任该系党支部书记。当时，他与同乡杨鹤云寄居在西城的一个公寓，并以这里作为联络点，联系进步学生，以研究写作的名义，组成革新社，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开展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活动。

1925年“五卅”惨案后，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赵世炎的领导下，刘惕庄积极组织学生和革新社成员，进行声援上海学生和广大群众的反帝斗争，6月3日，他又率领同学，走上街头，进入工矿，从事宣传抵制英、日仇货和募捐救济上海失业工人等活动。10月，他被党组织调任中共北京市西郊区区委执行委员。为了反对英、美、法、日、意等十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同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举行的关税会议，他遵照李大钊的指示，在西郊的工人、学生和农民中，秘密组织敢死队，到北京长安街举行示威游行，响亮地喊出“关税自主”的口号，以揭穿关税会议的骗局。28日，他又利用奉系将领郭松龄在滦洲倒戈的有利时机，与杨鹤云等率领学生敢死队和工人保卫队数万人，上午分散到各街头张贴标语、布告，散发传单，午后整队游行，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包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段祺瑞的住宅，占领警察局和邮电局，赶跑了警察总监。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炮轰大沽炮台的事件发生后，刘惕庄被党组织派任为李大钊的保卫员。3月18日，他协助李大钊组织两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罪行，号召群众“用‘五四’精神，‘五卅’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会后，他和杨鹤云率领二千多工人、学生，手持标语旗帜，高呼“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取消不平等条约”和“巩固大沽口海防”等口号，浩浩荡荡地沿着东长安街、铁狮子胡同进发，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这次请愿游行，却遭到段执政府军警的阻挠和血腥镇压，造成四十七人死亡，二百多人受伤的“三一八”惨案。他在掩护群众退却中也受了伤。有人说他打断手臂的消息传到衡阳，他的父母和妻子急得团团转，连忙写信并寄去路费，要他急速回家。他却回信说：“打断手臂，这是谣言，请不要轻信。我没有什么不好的事，希全家放心！”但由于北京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他随李大钊不得不转入地下，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当时，有些在北京的衡阳籍同学，出于关心他的安全，曾凑了几十元路费，劝他回衡阳暂避，他婉谢这些好意，坚持工作，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

1927年4月6日，正值刘惕庄奉命外出从事秘密工作时，奉系军阀“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调动军队闯进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一批革命者。28日，又将李大钊等二十名革命者绞死。为了团结同志，稳住阵脚，他迅速从外地赶回城内，做艰苦的思想工作，使大家树立起对革命的信心。不久，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委员、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来北京组建中共北京市地方执行委员会，他担任执行委员。在从事工会工作中，他曾拟趁张作霖和阎锡山火拼之机，制定举行工人暴动的计划，但南口工人董见忠被暗探跟踪，使市总工会机关暴露而遭到敌人的包围。又由于总工会负责人赵铨林在被捕后叛变告密，他在10月19日亦在去羊尾巴胡同途中被捕。面对敌人的审讯和严刑拷打，刘惕庄只说自己叫李子香，贵州人，去羊尾巴胡同是找朋友谢鼎黄还钱。因忘了谢的住址，所以找人打听，就被你们抓起来了。当然，敌人根据叛徒的密报，是不相信这些“供词”的，但也无法使他屈服，于是决定将他杀害。

刘惕庄在狱中，自知必死，悄悄给妻子廖保真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要求妻子给第三个儿子取名“一民”，意在希望孩子长大了，要一心一意为人民革命事业斗争。再三盯瞩要使三个弦子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为了不让家里的亲人知道自己的不幸，他在信中写道：“家庭的事不要紧，你莫着急，再过五年我回来整理”。谁知他写完这封信的第二天，就被敌人在北平安定门外箭挡西边暗杀了，时年三十一岁。他牺牲后，直到1938年，党组织派乐天宇来衡阳船山农校任教，家中才知道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