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汲，湖南浏阳县山田乡竹山嘴村人，1885年生。他十二岁曾辍学去学做窑砖，后又到父亲所设的私塾读书。长大以后，爱为乡里排难解纷，人称“晓汲先生”。后因从商，居积颇丰，但乐于助人，重义轻利。有次，邻村的戴建新买去他家两头小猪，几天后死了一头，他得知后，即将这头猪的价款全部退了回去，说不能让人白费钱。还有次，他路过永安市时，见一农民正同用短秤卖货的老板争吵，他走进去，一把抓住另有暗号的大秤，要老板用这杆秤给他称五百斤盐。这一下吓得老板慌了手脚，赶忙给那位农民赔理认错退款了事。
1923年，周晓汲曾应泮春乡周佛身（又名周之奂，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之邀，按谭延闿之命，在浏阳组织“讨贼军”，后因谭部退守粤北，他两人又被赵恒惕下令通缉，因而不能在家乡立足，他先资助周佛身逃往谭部后，自己也来到谭部任某团军需副官。1926年，他从广东回到浏阳，又积极投入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之中。“马日事变”后，他曾一度因保护一些农运干部而被捕入狱，后因他有一定的社会声望，才得以释放，但他并不因此后退，而是仍要为革命做些事情。1928年，当他得知同乡共产党人杨主力（又叫钟灵）被通缉时，就把杨接到自己家里隐藏了一个多月，再掩护其安全出境。尔后，他又得知杨在长沙被捕，并由湖南省惩共法院判处死刑时，立即同杨弟晓庐星夜赶到长沙，多方设法营救，使杨得以免除死刑，改送感化院教育，后杨获释，参加红三军团工作，在长征途中牺牲。
为了保护一些革命干部，周晓汲还同当地的恶势力进行了多次斗争。1930年冬，山田乡共产党员、赤卫军排长戴博洲与农民戴寿俭，被浏北铲共义勇队抓去，他先后两次跑去找铲共队头子张忍麻予要求保释。当张还不肯放人时，他第三次去即大动肝火，对张大声说，“这次你不放人，我‘汲老三’非和你拼到底不可。”张忍慑于他平日的威望，只好将戴寿俭放了出来，而将戴博洲押县处理。后来，他又找到周佛身给驻浏旅长陶柳（陶是周佛身的学生）写信，终于将戴博洲也保释出来。
还有这样一件事。1931年春，张忍手下的一个联防队小头目在山田乡抓住两个买棕片的农民当作“探子”，在打了一顿之后还要“就地正法”。周晓汲一听说此事，立即跑到关人的彭家滩大屋，对这个联防队小头目说，这两个人我要保，小头目一看是他，正在解释说他们没有放人的权力时，跟着前来围观的群众乘机把那两个被关押的农民松绑放走了，等联防队小头目找不到人而回去不好交差时，他却愿意出具这两个人越窗逃跑的证明，就这样又救了两条命。
周晓汲为了制止张忍随便抓人杀人，凡遇有此事，总要出面干预，有次，他在石东、枫树坑的大路上拦住被抓走的二十余名男女农民群众，厉声问张忍道：他们谁是共产党人？谁是红军？脸上没有贴着字，你怎么知道？你这样见人就抓，抓了就杀，最后杀得只剩下你一个人，人类不会绝种吗？张忍一看又是他，又不好得罪，只得在跟来的亲属们的哀求下，做个顺水人情，把这二十多人放了回去。
周晓汲几次找张忍逼着放人，这是张忍不能容忍的事，于是决意要对他下毒手。从1931年至1932年间，张忍曾先后两次派人去刺杀他，均因他为人的声誉太好而不敢下手，结果这两人反被张忍给杀了。1933年3月，张忍决定自己亲自组织这次谋杀。有次，当他为吴、周两族调解纠纷到夜晚回去之时，张忍指使凶手将他暗杀在岩冲的一座小桥边。这样一位为人光明磊落、敢于反抗黑势力的人，就这样牺牲了，时年四十七岁。
周晓汲被暗杀后，他的家人悲痛地在他的遗像两侧挂着如下下一副挽联：
为桑梓公益，结怨甚深，伤哉惨遭毒手；
念骨肉私情，含冤莫白，恨不代斩仇头！
周晓汲之死，在当地各阶层的正义人士及其亲朋戚友中激起极大的愤慨。他们成百上千的自动签名盖章，向国民党浏阳县政府告状，要求严惩杀人罪犯张忍、凌正可等。后来还把状告到了省里，并得到在军界有势力、有影响的人的参与，社会舆论压力越来越大，迫使省、县政府不得不作出姿态。张忍麻子见势不妙，畏罪潜逃，远走陕西，没再回来，而帮凶凌正可、戴根深被判处无期徒刑。新中国成立后，这两个家伙又被浏阳县人民政府处决，人心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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