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璜，湖南湘乡人。又名殷柏（亦作荫柏），1896年11月生出生于湘乡县珍莲乡崟塘小坳（今桃林乡）。父亲体弱多病，家庭经济拮据，因得房族的帮助，才完成了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的学业。

　　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和湖南党组织的峥嵘岁月中，有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与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一道，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为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党组织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生命的征程虽然非常短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即已离开人世，可是在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这位杰出的革命青年就是彭璜。

1919年，彭璜在长沙省立商业专门学校就读时，正值北京五四游行示威的消息传到湖南，他异常兴奋，满腔热情地投入这一运动。他在商专等校积极进行宣传，动员同学们奋起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

5月下旬，北京学联派赴湖南进行联络活动的代表邓中夏等来到跃沙。毛泽东等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于25日上午召集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明德中学、雅礼学校、周南女校、楚怡工校、长沙师范、妙高峰中学等校的二十多名学生代表举行会议，请邓中夏作北京学生运动详情的报告。彭璜以商专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对北京政府外媚强敌、内压平民的罪行甚为愤慨，极力支持毛泽东关于迅即筹建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各校罢课的提议。

会后，彭璜为筹建学联日夜奔忙。经过各校代表的宣传、酝酿，湖南学生联合会于5月28日在省教育会宣告成立时，他被选为副会长。几天以后，学联改选，他又被选为会长。会址即设在商业专门学校。

学联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发动罢课，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但当时长沙学界对于罢课一事意见分歧，学联几次开会，都没有解决。后来经过彭璜等人的艰苦工作，才于6月2日召开全市学生大会，通过第二天举行总罢课的决议，并发表宣言，明确地宣告：鉴于时势之要求，决议自6月3日起，全体罢课，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

全市罢课开始后，彭璜等人带领长沙各校组织的讲演队、戏剧队和检查队，每天轮流到街头和沿江码头进行活动。在他们鼓动下，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日爱国运动高潮，便在长沙这座古城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并波及三湘四水之间的许多城镇和部分乡村。为了进一步推动各地反日爱国运动的高涨，6月16日，彭璜特地奔赴湖南第二大城市衡阳，同湘南学生联合会骨干夏明翰等人一起商讨措施，使衡阳和湘南各县的爱国运动很快掀起高潮。

当湖南的学生运动进入高潮以后，如何提高群众的觉悟，巩固其革命热情，这又是学联的重要任务之一。彭璜与毛泽东等研究，决定以湖南学联名义，创办一个评论性质的定期刊物，并请毛泽东负责主编，毛泽东欣然同意。经过短时间的筹备，《湘江评论》于7月14日在长沙创刊了。它的问世，有力地推动着湖南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影响及于北京、上海、成都等一些大城市。

学联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把湖南学联、救国十人团和国货维持会等小联合汇成全省人民的大联合，以便统一斗争目标，统一行动。彭璜同毛泽东等商讨后，决定仿效上海的办法，成立各界联合会。7月9日，他以湖南学联名义，邀请泥木、轮船、印刷出版、瓷器、绸布、纱布等三十多个行业和基督教青年会、长沙县农会及各学校的代表六十余人，在商专召开茶话会，商讨组织各界联合会的问题。他说：“成立各界联合会的宗旨，在联络各界感情，巩固团体。”并指出：“现在我国前途危险已达极端，我们是处于极危险之地位，欲求从速挽回，诞登彼岸，非与各界联络一气共策进行不可。”他接着宣布：学联发起组织各界联合会的政治目的，“专在除去障碍物，推翻武人政治，排斥官僚派及阴谋家，故拟组织各界联合会，造成真正平民团体。”会议在他的主持下，经过热烈的讨论，推举了各界代表二十人，组成各界联合会代表团。

这年暑假，彭璜通过学联，组织各校留按学生成立十四个讲演团，到街头、码头、车站、居民区进行反日爱国宣传，这些讲演团的男女学生，冒着炎炎烈日的盛暑，四处奔走，把抵制日货、保卫国家的道理，随时随地详细向听众作讲解。他们还用朝鲜亡国（朝鲜于1910年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沦为殖民地）后，人民当牛做马，几户人家只许共用一把菜刀等悲惨境况，以及日本海军在福州登陆后殴辱中国学生的事实，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野心。他们演讲时感情激动，声泪俱下，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有的听众被感动得哭了起来。这些学生由于连日的紧张活动，不肯休息，他们当中有的累得吐血。经过五四爱国运动斗争洗礼的彭璜，很快被毛泽东等人吸收为新民学会会员，迅速成为学会的骨干。

继五四爱国运动兴起之后，湖南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有着强烈正义感的彭璜，又迅即投入了这一斗争。

张敬尧是安徽人，北洋军阀段祺瑞的走狗。1918年3月在南北军阀混战中进入湖南，被北京政府任命为省长兼督军。他纵兵劫掠和搜括民财，罪恶累累。其弟敬舜、敬禹、敬汤，亦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并发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慨叹。

1919年8月中旬，张敬尧强行封闭了《湘江评论》，解散了湖南学联。彭璜立即召开学联干部会，研究对策。毛泽东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就驱张的意义和行动作了详尽的分析。他指出，北洋军阀发生内讧，这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联要做驱张的主力。会议当即决定：一、尽可能策动教职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的驱张运动；二、指派学联会长彭璜及商专代表李凤池等人去上海，作反张宣传，并联络省外的驱张力量（如旅沪同乡组织、湖南善后协会等）共同行动；三、积极恢复学联。

彭璜风尘仆仆，奔赴上海，并同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各界联合会（彭是该会干事之一）取得了联系，得到了他们的声援。12月，他同来到上海的湖南学生驱张代表团一起，组成湖南旅沪各界联合会。1920年2月1日，由驱张代表团创办、彭璜等人主编的《天问》周刊在上海问世。

《天问》继承了《湘江评论》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并以“民众大联合”作为驱张运动的主要手段。《天问》的发刊词鲜明地提出了“民众自决”的口号，并严正指出，对于湖南人民的痛苦，“政府既坐视而不之救，（南北）和会又久停顿，并一万恶之张敬尧而不能去，湘民何辜，至于此极？”“夫政府与和会既不可恃，则吾人之所恃者，惟在民众之自决。”

为了提高《天问》的战斗性，彭璜等人每期都要为刊物撰写“评论”一至三篇。评论反复强调驱张要依靠人民，对南北政府和南北和会不抱幻想。评论说：“北京政府，吾人直可视为堕甑不顾，与言去张，犹与虎谋皮，无益于事。”至于南方政府，则“假护法之名，图分赃之实”，“和会自经停顿，久已阒然，即使复开，但顾分赃，安问民瘼？”因此，评论认为“去张之手段，一面鼓起群众，一面预备实力。”它公开宣告：我们的“宗旨以排除张毒为初步，铲除军阀为究竟。”由彭璜等人主编的《天问》共出版二十四期（最后一期是1920年7月11日出版），除发行全国外，还邮寄到日本、南洋和法国等地，在驱张运动中起了较大的作用。在这半年编辑出版《天问》期间，彭璜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因而得到各界的好评。就在这年6月，张敬尧终于在湖南人民的舆论压力和直系军阀的军事威逼下，仓皇逃离了湖南。

1920年间，彭璜同毛泽东等为在湖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他极力赞助毛泽东于8月计划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并和毛泽东、易礼容被推为文化书社的筹备员。其次，是他和毛泽东、何叔衡等发起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并担任研究会的会计干事和负责“驻会接洽一切”。

对于以毛泽东为书记干事的俄罗斯研究会的成立，彭璜的心绪是十分激动的，他认为这是研究和吸取俄国革命经验最好的途径。8月下旬，他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一文，热情洋溢地介绍俄国的国内情况和对外政策，驳斥对俄国的种种污蔑，认定中国也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彭璜在文章一开头就这样写道：“前几天因有一个留学俄国的好消息，连带又产生一个俄罗斯研究会的好团体，也足见得湖南的教育界不拘成见提倡新文化的一斑……也足见得湖南的人民精神活跃，勇于进取，大有要与世界文明族类并驾齐驱的气慨。”接着，他一一列举有些人认为对俄罗斯不值得研究的种种错误说法加以驳斥。比如有人说：“你们随便邀集些人开了一次会，随便加上个俄罗斯研究会，也有这些个希望、感慨，不真叫人家好笑吗？”文章写道：“虽说是一时邀集而成，究竟也有前因后果。”“俄罗斯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对付内部的反对党，对付强权主义的协约国，风驰电掣，根本改造北冰洋岸的一大块土地。”“俄人历来宽宏大度，虚心聆教……近来有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出世，俄人见了毫不惊奇，大家研究起来，尽吸收其精华。至今俄国的革命，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产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中国人的古训。可爱的俄人，早有了这种谦虚的态度。现在中国人不也应该有这种态度来研究俄罗斯吗？”

又如，有人说：“俄国是饿死人的地方。”文章则指出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有几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如：（一）废除土地私有制；（二）各种大企业收归国有；（三）公布劳动义务。即此数端，已足见俄国人权利义务的分配均匀。既无阶级产业上的区别，大有‘贵则皆贵’‘富则皆富’的表征。诚使全人类都能秉‘创造’与‘互助’的本能，努力向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文明上去发展，行见新世界上的人，个个有‘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尊荣与快乐，难道又不是新开辟得来的一个‘黄金时代’吗？”

再如有人说：“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友好声明是别有用心。”文章驳斥道：“努力去开辟这个‘黄金时代’的责任，固然不应当卸肩在占世界一部分的俄国人身上，然在俄国人自身的眼光看来，好象大多视世界为‘大俄’，‘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劳农政府对外的方针：（一）排斥秘密外交，力与各国人民谋亲善；（二）废弃殖民政策，民族有同等的待遇。”“苏俄政府声明，凡俄旧政府在满洲，蒙古及其它省内的一切权利，如森林、矿山、租借地、赔款以及中东铁路等，一并无代价、无条件的退还于中国，难道这也是对于中国有恶意吗？”

文章还针对“这是为了传播主义”的说法，他理直气壮地答复说：“不错！我们在他的通牒中，的确看出他的主义是：反对强权，提倡人道，主张民族自治，不惜牺牲最少数人，以来收回最大多数人固有的幸福，要创造一个大同世界，创造一个永远和平的世界。这就是他们通牒中传播给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主义，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文章最后还提到上海有位好心的吴先生，说这位先生“提倡国际主义”，但认为要用“十分和平十分圆满的手段”来达到此目的，而不同意“劳农专政”。文章深刻地指出：“……和平的世界，是俄人革命的目的，劳农政府，是俄人革命不能避免的手段，也恐怕是全世界革命必经过的阶段。”否则，革命的目的将是无法达到的。

这是一篇很有见解的文章，特别是文章最后提到革命的过渡时期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劳农政府”这一看法，我们从已有流传至今的文字记载来看，能够这样早在1920年8月就明确地发表这一真知灼见，在全国来说，恐怕也是罕见和难能可贵的。

在如何推进中国革命这个重大问题上，彭璜是主张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倡导者之一。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召开新年大会，曾用三天时间，讨论学会的共同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方法和当前如何着手的问题。彭璜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共同目的，至于采用什么方法，他赞同毛泽东、何叔衡等人所主张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亦称波尔塞维克主义或过激主义）。他说：“相信多数派的好，采革命的手段。……试以中国的国情与德、英、美、法各国逐一比较，知法之工团主义，英之行会主义、美之IWW、德之社会民主主义，均不能行之于中国。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至于如何采用？他认为对于外国的经验不能生搬硬套，而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具体运用。他发言指出：“亦不必抄袭过激主义，惟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也。”这种见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尚未建立的时候，而他就开始意识到马列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这不能不认为他确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

在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当前该如何着手的问题时，彭璜根据何叔衡首先提出“一方面成就自己，多研究；另一方面注重传播，从劳动者及士兵入手”，“次则多与俄人联络”的意见。在熊瑾玎提出当前“事实上有组党之必要”的看法后，他发言指出：“研究、传播、组织、联络，四者都不可缺。”“研究宜方面多，科学、文化、哲学、经济、政治，不偏废，各以所得互相交换；传播宜兼重智识阶级。”鉴于当时北京、上海等地已经出现共产主义小组，湖南在两个月前也建立了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他又着重指出：“组织劳动党有必要，因少数人做大事，终难望成。份子越多做事越易。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精神，可资提挈。”最后谈到联络问题时，他说：“联络，则个人、团体宜兼顾，如少年中国学会，其可联络者。”从而既全面又较切实地提出了共产主义者在当时的任务。

毛泽东对彭璜是十分敬重的。同他过从甚密，推诚相见，曾在书信中称赞他是“志高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但也严肃地指出他存在着“自视过高，看事过易”，“感情及意气用事”等缺点。并针对他在处理某些私交问题时“未免过当”的不足，诚恳地规劝他说：“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又说：“弟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这种作为诤友的劝告，对他来说，无疑是十分中肯和乐于接受的。

蔡和森也非常敬重彭璜，曾在1920年8月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望你物色如殷柏者百人，分布全国各地”，深入农村、工厂、机关，建立共产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

1920年冬，毛泽东、何叔衡等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彭璜是小组成员之一，也是湖南最早的几个党员之一。令人惋惜的是，风华正茂的彭璜，离开我们太早了。他入党后不久，急欲去法国留学，学得更多的本领，好回来多为革命做工作。这时，已有十八名新民学会会员先后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包括他的女友魏璧。于是，他为出国日夜奔走，筹措赴法费用。但他周围的朋友，都是些家境贫寒的青年，无力支援，使得他处处感到棘手，心烦意乱，以致弄得精神失常，说话前言不对后语。毛泽东发现他这一情况后，当即约易礼容送他到湘雅医院去治病。但他在医院里只住了一天就出走失踪了，从此下落不明，寻找无着。凡知道他的人，无不为他的不幸感到惋惜，认为这是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项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