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人，原名林庆崇，1910年出生于浏阳自沙城小风坳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仅读了一年私塾，就跟随父母下田劳作。
1928年冬，18岁的彭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了共青团。他动作敏捷，又会爬山，主动承担了党的秘密联络和出外张贴标语的工作。他往往半夜摸黑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又饥又乏，一个通宵都得不到喘息片刻的机会，但他总是乐呵阿的，从不叫苦。
1929年夏，他出席了少共浏阳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回来后被选为大厂乡团支部书记，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两年后他调任少共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冬，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思想指导下，湘鄂赣苏区开展肃反运动，彭南一度被诬为“AB园分子”，被县保卫局关押。在刑讯中他的手脚被拷得骨折，腰脊椎重伤，但他仍相信组织一再表明自己对革命忠诚。在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纷纷具保下，县保卫局进行了调查，认定彭南并非“AB团分子”。这样，遍体鳞伤的彭南才获释放。这次所受的挫折和委屈，丝毫也没有动摇彭南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当区乡党组织、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去探望他时，他向党表明自己的心迹说：“象我这样的贫苦农民，只有紧跟共产党才能翻身过幸福日子。这次的刑讯就算是对我的一次考验。爹娘也有错打儿女的时候，但儿女决不会因错打不认爹娘的！”一席话，说得大家深受感动，原打算劝他“洗手不干”的亲属也打消了这一念头。
1933年秋，敌军向湘鄂赣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正在家中养病的彭南，不顾身体还没复原，谢绝领导的劝阻，就拿起枪杆加入游击队，毅然参加了攻打雷峰尖、汉高岭等处敌人碉堡的战斗。
1934年，浏阳县苏维埃政府在小坑上大湾召开第五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这时已担任县苏财政部长的彭南负责为大会筹粮筹款，安排生活物资。在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下，他率领几位同志，冒着极大的风险，晚上潜到白区，设法弄来了各种生活物资。由于彭南等人的努力工作，大会开得隆重热烈。会前会后都响起了彭南等人弄来的炮竹，与会者还有丰盛的鱼肉聚餐，个个喜气洋洋，精神振奋。1935年，彭南调湘鄂赣军区东北军分区供给部工作。翌年，又被任命为湘鄂赣省苏财政部长。其时湘鄂赣根据地已到了后期，几乎没有大块固定的苏区，流动性很大，给财政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财政开支，几乎完全要靠到白区捉土豪筹款。那时的钱都是银元，携带较为困难。彭南为此设计了一种小木箱，每箱装五筒银元，每筒五十元，装满后钉紧，雇上忠实可靠的挑伕担着。这样，在敌人进攻时，可以尽快地安全转移，不致损失钱物。
红军的钱来之不易，但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每次战斗抓了俘虏，还是按老传统，不愿留下的发两块银元遣送回家。一次战斗结束后，照例开遣送俘虏大会。当时，彭南也坐在主席台上，旁边放着几箱银元，只待会议结束后，给愿回家的俘虏发路费。突然天上马达轰鸣，敌机飞来轰炸，主席台上一声令下，大家纷纷疏散隐蔽。彭南眼看几只木箱都已打开，白花花的银元一下子来不及收拾，而人一走开又怕丢失，便不顾一切地独自留下来，伏在木箱旁，两眼紧盯着木箱里的银元。敌机丢下一颗颗炸弹，连声巨响，震耳欲聋，彭南被炸弹的气浪推到台下，弹片嵌进了他的大腿，手臂……。空袭过后，大家跑来时，他已遍身是血，趴在银元上昏了过去。担架队将他抬到医院检查时，发现他全身十三处负伤，而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却是问财政部的人在哪里，银元是否有丢失？医生护士以及前来看望他的人无不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使湘鄂赣的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变化。1938年，彭南奉湘鄂赣特委之命回到浏阳，以合法身份为掩护，暗中进行组织发展和筹建抗日武装的活动。
1941年秋，国民党顽固派派出四个匪徒，伪装催收田亩捐款，由保长周传林、甲长李兴育引路，窜到彭南家里，不待彭南开口，就朝他连发两枪，彭南中弹倒下，牺牲时，年仅三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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