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潭人，又名增桥，1891年3月出生于湘潭县淦田（今株洲县淦田乡山峡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时读过两年私塾，后辍学在家从事农业劳动。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被迫到常宁水口山铅锌矿谋生。开始学打铁，后来当了一名吊车工。
水口山铅锌矿工人每天劳动12到14小时，工资却只有三至五串铜钱，劳动条件又极恶劣，经常发生伤亡事故。1920年11月，军阀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所需军费部分取自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们尤其对该矿油米处的大斗进小斗出的额外剥削忍无可忍。宋乔生等带领工人群众，痛打了量米技师周某，砸烂活底斗桶，烧毁米筛子。此后，矿当局不得不有所收敛。
1922年夏，中共衡阳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指示，先后派黄静源、夏明翰、刘泰、韦汉、唐朝英等党团员和进步师生，到水口山矿举办工人识字班和工人夜校，宋乔生带头入夜校读书，并向工人们宣讲自己从夜校学来的革命道理，从而成为工人群众的知心朋友。他的住处也因此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场所。不久，中共湘区委员会派蒋先云、谢怀德等前来水口山矿加强工人运动的领导，他们在康家戏台公开设立水口山矿工人俱乐部筹备处，随后，建立了中共水口山小组。在蒋先云、刘东轩等人领导下，宋乔生积极组织工人，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宣传俱乐部的宗旨，鼓励工人们积极参加活动。很短时间内，工人加入俱乐部的多达二千余人。
这年11月27日，水口山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宋乔生担任十代表和纠察股委员。工人俱乐部向矿当局提出四项要求：（1）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2）津贴俱乐部各种费用；（3）增加工资；（4）均分红奖。但这四项要求都遭到拒绝。12月5日清晨，工人俱乐部发表罢工宣言。同时根据工人要求，向矿局进一步提出承认俱乐部、提高工人地位、增加工资、改进工人福利等十八项条件。罢工期间，宋乔生经常在康家戏台、火车坪铁路旁、水泵房等地参加俱乐部秘密召开的工人骨干会议。并组织人员站岗放哨，负责保卫工作。当矿局阴谋以“谈判”为名，企图杀害工人代表时，他协助工人纠察队领导人谢怀德等，组织三千多工人包围矿局办公楼，迫使矿局长不得不放出代表；当选矿科长潘某带领矿警来到敲砂厂威胁童工复工时，他又协助谢怀德组织工人纠察队员赶到敲砂厂缴了潘的枪。经过20多天的罢工斗争，矿局终于被迫接受了俱乐部提出的所有条件。不久，宋乔生被吸收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积极投身整顿俱乐部、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训练和创办工人消费合作社的革命活动。
1923年3月底，毛泽东派毛泽覃等来到水口山矿开展革命活动。5月，宋乔生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担任机械科党支部副书记。刘东轩、谢怀德受党组织的派遣，回衡山开展农民运动之后，宋乔生协助蒋先云继续在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8月，蒋先云领导了水口山工人驱逐赵恒惕委派的矿局局长的工运斗争。11月，赵恒惕企图以武力镇压水口山工人运动，委派宾步程为水口山矿局局长，由反动武装护送进入水口山矿。为了反对宾步程所谓的“整饬”，保卫工人俱乐部，宋乔生协助蒋先云等举行罢工。当敌人企图强占俱乐部，并悬赏千元捉拿蒋先云时，他组织工人聚集在俱乐部门口，不让敌人前进一步。敌人在俱乐部周围山头架起了机枪，工人纠察队也爬上山头与敌人对峙。选矿工人康年如遭到敌人枪杀后，宋乔生即按照蒋先云的意图，组织纠察队员把他的遗体抬到矿局办公室，接着发动几千名工人从四周包围了矿局，抗议宾步程当场屠杀工人的罪行。宋乔生代表全体工人向宾步程提出了“矿局出示保护工人俱乐部；抚恤死伤工人，死者给洋一千五百元，伤者给洋五百元；即日撤退军队；惩办凶犯及肇事长官；发清欠薪；每月津贴工人俱乐部教育经费千元；罢工期间照发工资；全体增加工资一次”等九项条件。宾步程被迫画押，安葬了康年如，并发给死者家属八百元怃恤费。第二天，宋乔生等又组织工人群众继续断绝矿局水米来源，禁止局员通行，并以俱乐部名义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揭露宾步程强占工人俱乐部和惨杀工人等罪行。这时，蒋先云接到中共湘区委指示须马上离开水口山去接受新任务。他在告别水口山工人的当晚，召开了骨干分子会议，指出：宾步程所以签字，是形势所迫，工人们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反扑。会议最后决定：中共党组织转地下活动；水口山矿的工运由宋乔生负责。深夜，宋乔生派人将蒋先云安全送出水口山。第三天，敌军一个营从衡阳开到水口山矿，立即实施特别戒严，到处张贴布告，污蔑“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为无政府党总机关，煽惑工人扰乱治安”，悬赏缉拿俱乐部主要干部。同时，撕毁宾步程签字的九项条件，封闭了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子弟学校，无理开除两千多名工人，制造了严重的白色恐怖。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彭平之等以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宣传员的名义来到水口山，加强反帝爱国运动的领导。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成立了罢工执行委员会，彭乎之任总指挥，宋乔生、杨发秀等负责组织宣传工作。水口山工人冲破反动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于6月13日开始了罢工，向矿局提出“速发欠薪，不得减少工资，无故不得开除工人，撤退工人俱乐部所驻军队”等五项条件。18日全矿工人手持梭镖、棍棒、扁担，举行示威游行。当部分游行队伍到达矿局门口时，矿当局竟下令军警开抢射击，当场打伤十多人，并逮捕了彭平之等二十多人。宋乔生等立即通电全国，揭露反动当局的罪行，最后迫使矿局释放了大部分被捕工人。
1926年8月，中共湖南区委派陈章甫等去水口山开展工人运动。宋乔生协助陈章甫等进行艰苦工作，又恢复了工人俱乐部。不久，原工人俱乐部主任、北伐军团长蒋先云率部途经衡阳时，回到水口山，重建了中共水口山特别支部，宋乔生任特支委员。还于9月7日，建立水口山矿工会，迫使矿局承认“恢复原有十八条”，中秋节前发清欠薪，赔偿俱乐部的损失”等五项条件。同年冬，宋乔生按照党组织关于“工人要掌握武器，建立自己的武装”的指示，秘密召开工人骨干会议，派耿飚等一批党团员前往衡阳东洋渡兵工厂，通过该厂地下党组织作内应，暗地将一批枪支弹药运到水口山。
1927年春，中共水口山特支改为中共水口山地方委员会后，宋乔生等深入水口山周围农村，传播革命火种，走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道路，成立了十八个农民协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水口山中共党组织根据湘南特委“要迅速夺取矿警队的武器，武装工人纠察队”的指示，以举行工农军事演习为名，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一举夺取了矿警队的八十五支枪和一批弹药。宋乔生在夺枪斗争中任大队长，指挥了这一战斗。“马日事变”后，他组织两千多工人队伍，配合各地农军反攻衡阳和长沙。但水口山工人武装进到衡阳车江后奉命撤回，随后形势急转直下，党派到水口山工作的同志陆续转移，中共水口山地方委员会改为特别区委员会，宋乔生担任特别区委书记，挑起了水口山地区的领导工作重任。为了积蓄力量，扩大工农武装，他组织部分水口山工人武装奔赴耒阳桐梓山开展游击活动，自己则带领部分未暴露身份的同志继续留在水口山坚持斗争。并在水口山火车坪开设“合记酒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保持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
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进入湘南，在宜章发起湘南暴动。宋乔生遵照湘南特委指示，发动水口山工人积极响应，于1月26日举行起义，缴获矿警队长短枪五十余支。随即率领起义队伍开赴桐梓山，与那里的工农武装汇合一起，成立了一支由八百多名工人和两百多名农民组成的游击队。
水口山工人起义后，矿当局又请常宁县挨户团百多枪兵驻矿。宋乔生等立即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造成舂水河西岸有游击队活动的假象，以诱开县挨户团，然后，率队趁夜突袭水口山。全部缴获了矿警队余下的五十多支枪，并烧毁了矿局的硝药库。3月3日，桐梓山附近的肥田团防局派兵进攻工农游击队。宋乔生又率部在廖田墟、舂江铺一带全歼进犯之敌。
3月24日，矿当局和当地土豪劣绅勾结常宁县挨户团，血洗水口山，一次杀害138人，抓走40多人。宋乔生闻讯后，即率工农武装从桐梓山返回水口山，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又烧毁矿局办公大楼，给反动当局予以有力的回击。接着，他又率领这支工农武装在桐梓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牵制了衡阳方面向湘南暴动地区进犯的敌军。不久，根据朱德的指示，桐梓山工农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独立第三团，宋乔生任团长，由他率部到达耒阳县城，跟随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开始向井冈山转移。他率部从耒阳出发，经安仁、茶陵，到达酃县沔渡，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5月4日，两支工农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宋乔生所领导的独立第三团改编为红四军军部特务营。接着，在选举产生的红四军军事委员会中，宋乔生被选为委员，兼任特务营营长。
1928年5月20日，宋乔生出席了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5月22日，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宁冈茅坪成立，下设军事、政法、财政、土地、青年、妇女、工农运动委员会等部门。宋乔生兼管工农运动委员会的工作，负责宣传和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同时，他率领的特务营，曾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朱德后来回忆说：“在所有革命队伍中，铁军老战士和水口山矿工是最迅速，最有纪律，最勇敢，在政治上最进步的。”7月，红四军军械所从茅坪迁到茨坪，改为军械处，宋乔生任处长。军械处的设备非常简陋，只有铁砧、铁锤、钳子、风箱等工具，又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为了克服困难，宋乔生设法从水口山和其他地方来的工人中挑选了20多名技工到军械处工作，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使军械处很快能够修理轻重武器，制造梭镖、大刀、鸟枪、单响枪等。同时，还帮助当地农民修理农具。8月30日，黄洋界保卫战使用的唯一的一门迫击炮，就是由军械处抢修后投入战斗的。
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威胁湘敌后方，宋乔生率特务营随红四军主力攻克了酃县县城。这时，军委决定进军湘南。7月24日，占领郴州后，宋乔生根据朱德的指示，安排特务营在各要地站岗，维持治安，检查军纪执行情况。晚上，敌军两个师反扑，红军仓促应战损失严重。二十九团剩下的一百多人和军部特务营编入二十八团，宋乔生被调到军委工作。8月18日，部队退到桂东县城，并在这里召开代表会议，总结此次湘南之行的失误和教训。会后，红四军主力和毛泽东率领的接应部队一起回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1月6日，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在茨坪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重新组织领导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前敌委员会。宋乔生作为工人代表，当选为委员。前敌委员会下设工农运动委员会，宋乔生和谭震林负责工农运动委员会的工作。
1929年1月14日，为了粉碎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经小行洲、黄坳、大汾，向赣南进军。宋乔生、谭震林率工农运动委员会人员随军南进。1月23日，红军占领了大庾县城。宋乔生等率工农运动委员会的同志们，不分昼夜地开展群众工作。第二天中午，红军二十八团与赣敌一旅在大庾县的南严坳展开激烈战斗。宋乔生在随部队转移途中，遭到地主武装的偷袭，他连中三弹，英勇牺牲，时年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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