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乡县人，1953年6月18日出生在湘乡县北正街（今湘乡市新湘路北正街居委会）的一户贫困家庭。全靠父亲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在杨福平之先，父母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家境十分拮据。他诞生后，父母十分内疚，于是给他取名“福平”，希望孩子将来比自己幸福平安。
杨福平虽然没从父母那得到丰厚的物质财富，却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笔比任何物质财富都要贵重得多的精神财富。他刚刚明晓事理的时候，父母就教导他如何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如何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在父母的谆谆教诲下，五岁的他就懂得为父母分担忧虑了。那一年，他嚷着要母亲给他在街边摆一个茶水摊子，母亲听后热泪往上一涌，说：“你还小，不会卖茶。”他固执地拽住母亲的手不让她走开。母亲拗不过他，将家里吃饭用的桌子和饭碗摆到了离自家门口不远的街边上。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从此，每日端坐在条凳上，认真地干着自己的“工作”。也许是他那令人疼爱的透着早熟光芒的两眼，或许是他那未脱稚气、却严肃认真的小脸的缘故，小福平的买卖竟不比大人们的茶摊差。每日收摊后，小福平将攥在手中的几只角子、几张旧币展呈到母亲面前。母亲接过钱，抚摸着小福平的头，悄悄背过身去，用衣袖揩着两眼。小福平从母亲抚摸中感受到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1960年8月，杨福平背着书包与同龄孩子一道跨进了北正街完小22班念小学。他在学习上表现出的坚韧和耐力常令老师和父母惊讶。学校为表彰他的勤学精神，在同班中吸收他第一批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1964年小福平以优异成绩告别北正街完小，考入当时湘乡第一流的小学城关完小，继续学业。1966年杨福平高小毕业后，进入工农中学二连四排读初中。这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给渴望读书、追求知识的杨福平投下了一片阴影。他十分珍惜有限的学习时间，整日少言寡语，只要学校不安排别的事，他就一定在捧着书本苦读。他独独爱上了语文，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诵读和分析文章更契合他那执着、深沉的性格，更能直接帮助他认识即将闯入的那个世界。他还常常拿起笔来写作。他写的作文经常被学校选为优秀文章，贴在墙刊上。学校有一次组织学生去韶山参观，回来后，老师布置写《参观感受》。杨福平的“感受”以其独到的深沉和细腻打动了老师的心。老师当即将这篇文章作为范文推荐给全班同学，并亲自将这篇文章在全班朗读。
那个年头，学校多是通过劳动——学工、学农、学军来进行教学的。杨福平经常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劳动。在劳动工地，他就像一头初生牛犊，抢重活、脏活、险活干，把轻松活、干净活、安全活留给同学们。那时，挖防空洞是一桩重大政治任务，又是一件重活险活。每次挖洞时，杨福平必定是抢着干，抡起镐头来抵上一台掘进机。有一次，一位同学不慎被锄头刨伤了脚，是杨福平把他背到校医那儿包扎好伤口的。
1970年，杨福平下乡插队锻炼一年。在乡下，他以自己的诚实、纯朴、积极肯干赢得了社员们的称赞和爱护。一些社员常把他拉到家中，给他吃煨辣椒、烤红薯。招工回城的那天，社员们敲锣打鼓把他送进城里。社员们送给他的土特产，装了满满一板车。
杨福平被招工后，在浏阳古磷矿干了五年。随后为照顾父母，组织把杨福平调来湖南铁合金厂，分配在101号炉当炉前工。炉前工是比较辛苦的工种，然而杨福平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分配。去车间报到的当天，他就跑到炉子旁，向同炉工人们打听起炉子的情况来。炉前工作封炉眼是门绝活，杨福平为练好这门技术，跟在师傅们身边仔细观察琢磨，利用各种机会反复操练。由于杨福平在炉前虚心好学、尊重师傅和同事，大家乐于向他毫无保留的传授冶炼技术。杨福平仅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全面掌握了各项操作要领。随着时间推移，操作技术不断得到提高，技艺日臻纯熟。1979年，职工应知应会考试考核中，他交出了出色的答卷，总成绩名列前茅。同年职工晋级时，虽然名额有限，车间干部、工人一致同意给不到三年冶炼工龄的杨福乎晋升一级工资。
来厂不久，杨福平时常觉得肠胃不适，经医院检查确诊，患了“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和“胃出血”。杨福平没有因此而要求大养，仍然一心一意战斗在炉前岗位上。他虽不过是一名普通炉前工，却胸怀铁合金事业，事事处处为厂、为车间、为同事分担忧虑。一年一度的大生产季节历来是企业完成各项生产经营任务的“黄金时间”，必然分秒必争。但这期间有春插、双抢两大农忙时节，铁合金厂部分“半边户”职工就面临一个“公家”、“私家”两难全的选择。每逢这时节，杨福平总是主动减少应该的休息，代班替班，即使累得胃病发作，也不吭一声。1980年双抢季节，岳父从农村捎来信，叫他回去帮忙拌几天禾。杨福平犯难了：去吧，眼看着班里已经走了好几个同志，再一走，人手更紧缺，势必影响今年任务的完成；不去吧，年老体迈的岳父没有儿子只有女婿可依靠。经过再三权衡，虽有“泰山压顶”，杨福平还是毅然决定以厂为重，不休探亲假，坚守炉前，同时利用休息日和倒班间隙骑单车往来于四五十里开外的苏坡岳父家“效劳”。一次，杨福平代人上完一个零点班，下班后骑上车到食堂买了两个馒头就朝着岳父家出发，在岳父家干了大半天。因次日要上班，他又于当晚九点踏上了回厂的路程。快进厂时，他胃痛难忍，不得不支起单车，蹲到路边喘息了半个小时，然后一手按住胃部，一手推着单车，一步一步地挪回厂里。第二天，他照例提前半小时到了炉前。望着累得两眼发黑、面颊日渐消瘦的杨福平，岳父忍不住问：“福平，你以厂为重，我支持，但你有合法的探亲假为什么不休呢？”杨福平疲惫的双眼一片迷蒙，轻描淡写地道：“今年的探亲假，我交了公！”
1980年10月，杨福平服从厂领导安排，调到护厂队工作。几年以后，他被选任为护厂队队长，成为护厂队的领头雁。
那些时候，社会上的不法分子钻我国经济环境不够“清洁”、经济秩序不够“井然”的空子，倒卖倒买工业产品活动猖獗。厂里的金属铬、硅铁等产品是市场抢手货，黑市价暴涨。欲壑难填的不法之徒自然将贪婪的眼光盯上这块肥肉，这给护厂工作带来极大压力。杨福平常常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不能有任何闪失，哪怕是最小的失误，也是对党对人民的最大罪过。为了确保国家财产万无一失，上任后，他加强了对人员的管理，健全了护厂工作规章制度，从严要求每一个护厂队员，调整了5大门户的值班力量，设立游动岗，对盗贼经常出没的地方重点防范，不给盗贼有任何可乘之机。以杨福平为轴心的护厂“铜墙铁壁”形成了。
1985年下半年的一个傍晚，两名游动队员在重点防范区铬矿仓库周围仔细巡查时，在附近的草丛中发现地上有一堆用过的高射机关枪的铜弹壳。两名经验丰富的队员立即觉察到事出蹊跷，便躲在不远处注视着动静，并立即通知了杨福平。杨福平迅速赶到现场，听了两名队员的情况介绍后，当即表扬了队员的机敏，并联想到最近厂里有关单位购进的一批废铜材中就有这种铜弹壳，断定是盗贼所为，且很可能是盗贼在携赃物逃跑中发现了游动哨，慌乱中将赃物藏在草丛里。杨福平凭着护厂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对盗贼心里特征的掌握，预见到夜深人稀时盗贼定会再来取赃。杨福平布置好守候工作后，自己也带领队员在另外的位置上潜伏起来。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杨福平两眼更加警惕地搜寻着，右手悄悄地摸出一根烟来掐下一截搓碎，送到鼻子底下长长地闻几闻，剩下半截放回口袋等下次烟瘾发作时用。这是杨福平多年护厂工作中自己发明创造的一种提神醒脑办法，每当有潜伏任务时，他就在上衣口袋里装上几支散烟备用。两个多钟头后，盗铜贼终于出现了，杨福平怒喝一声：“站住”，率先冲过去，将盗贼捉住。这时时钟已指向午夜12点了。
这样的“伏击战”对队长杨福平来说只是家常便饭。每当需要潜伏擒贼时，杨福平总是一马当先。1987年夏天的一段时间里，科研室连续失窃，“梁上君子”破门撬锁、窃走钱物，猖狂至极。为打击窃贼的嚣张气焰，杨福平带领队员设伏，从午夜11点一直守候到翌日凌晨3点。夏日的晚上比白天更显闷热，杨福平和队友们满身汗臭味，困了，用清凉油擦眼皮，直刺得双眼流出泪来。最令潜伏队员恼火的是那一群群驱不尽的蚊子，它们甚至能刺穿潜伏队员的衣裤袜子，直抵他们的皮肉。潜伏的滋味虽然难受，但在杨福平以身作则的影响下，队员们毫无怨言一心只为抓贼。白天，杨福平安排潜伏队员休息，自己却照常上班。这样，杨福平率领队员在科研室连续潜伏守候几夜，终于抓住了盗贼。
1988年8月22日深夜，杨福平在家中突然接到友邻单位采购员的报案：一形迹可疑之人扛着沉甸甸的蛇皮袋，在铁合金厂南面围墙下窥探，企图翻越。杨福平火速招来两名队员，三人一起赶到南面围墙下，经勘察，断定盗贼已翻越围墙。这可怎么办？围墙外偌大的世界何处不好藏身？上哪去追踪盗贼？杨福平没有被黑暗蒙住双眼，他对本厂周围有偷盗嫌疑的人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他认为虽然夜幕对盗贼藏身有利，但同样因为夜深人静，人烟稀少，加上夏夜星光辉映，又使盗贼容易显露。经过短暂的思考和判断，杨福平果断地率领两名队员向湘乡化工厂方向追去。杨福平和两名队员顾不上脚下的路途坎坷不平，一脚深一脚浅地奔跑着，三双眼睛像三把梳子将所经之处的每一丛草、每一个墙角都篦了一遍。在离厂五六里路远的地方，盗贼那黑黝黝的身影终于被三双犀利的眼睛咬住。杨福平和队友们放轻了脚步，快速接近。那盗贼发现有人到了自己身后，丢掉赃物撒腿便逃。杨福平和队友三路围追，将盗贼逼至一房屋的墙角按住拿下，追回从厂里偷出的铜母线60多公斤。
杨福平从事护厂工作八年中，从不为个人或亲属朋友或家庭私利而动用职权占公家便宜。即使是一颗铁钉、一根铁丝他也决不往家拿。他常跟家人说：我们抓了盗贼，缴了赃物，如果我们把赃物拿回家占为己有，那与盗贼有什么两样？只怕性质要更恶劣一些。
每年冬季将临时，厂里都要从附近农村雇请一些送煤的临时工进厂。一次一位受雇的临时工趁着给公家送烤火煤的机会，将一车应送给公家的煤拖到了自己家中，被护厂队查出。拖煤的农民怕受处罚，特意买了好烟好酒，装了满满一帆布袋，借夜幕的掩护送到杨福平家。杨福平接过帆布袋一掂，送礼人喜上眉梢，连忙递上一支烟，哪料杨福平拎着帆布袋放到门槛外，然后掏出自己的“九嶷”牌香烟。点火时，那火光照在杨福平脸上，送礼人似乎才看清杨福平满脸愠色，知趣的提上礼品遁进夜幕之中。
作为一个护厂队队长，别人送来烟酒，请求“研究研究”的事常有，杨福平一概拒之门外。有次他为此发很大的火道：“人家岗哨撕破脸皮挡住你们，我一个队长若贪赃枉法，怎么向队员交待？怎么向工厂交待？我不也成了同谋！”
杨福平不仅自身廉政，还经常教育亲属也要廉洁。家人想要添几只晒衣架和一个叉衣的叉子，问他是否能从收缴的赃物中解决，他干脆地回答“不行”。妻子有时回娘家，让他求情请摩托车送去车站，他不同意。有次去虞塘镇办案，妻子想把一包化肥带到苏坡老家，他说：“车去执勤，怎好捎带私货。”儿子杨涛弄丢了同学的一只铁环，妻子求他从赃物中找一节铁丝做一只赔人家，他说：“要赔就赔钱，赃物是国家的，不能动。”有次杨涛见赃物中有闪闪发亮的矽铁，觉得很好玩，就拾了一小块带在身边玩耍。杨福平发现后，不仅没收了那块小矽砂，而且对儿子进行了一番教育，有些话是八岁儿子还无法理解和明白的，把儿子说得哇哇直哭，在一旁共同教育孩子的妻子也觉有些过分。杨福平却认为对自家儿子就是应“小矽铁大道理”，要从早从严要求，过分一点是没办法的，否则难以服人。
杨福平对亲属的要求的确是“过分”的。他和哥哥为给年迈的母亲做一个烤火的铁架，需要材料，哥哥考虑他是护厂队长，搞点材料比自己方便，就要他到厂里买点材料。但杨福平却考虑到，正因为自己是护厂队长，搞点材料方便，就更要自觉避嫌。他说服了哥哥，由他从附近的305厂买了材料。杨福平的妻子王应清说：“在我家的陋室中，找不出公家的一钉一铆。”
杨福平当队长后为护厂工作操碎了心，费尽了心血。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有时正吃着饭，一个电话告诉有情况，他决不会再多扒一口饭，就急急地赶去。有一次他甚至将碗筷就摞在电话旁，连招呼也没和妻子打一个就走了。待处理完问题回来找到饭碗端着进屋时，妻子还开玩笑说是在“吃年饭”呢。夜里，往往是盗贼们最兴奋的时刻，因而杨福平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长期的磨练，使他养成了一种“警觉”的睡眠习惯，一有情况反映，不论何时即刻翻身下床。跟着他的缘故，妻子也适应了他这种紧张的生活。每到夜里，妻子就把杨福平的“武器”——手电筒摆放在床头伸手可及的地方。这种没日没夜的紧张、劳累，使杨福平的肠胃病日益严重起来，经常发作。疼得厉害时，他就把身子扒在木靠椅上，用椅子端沿使劲顶住胃部。
杨福平的妻子在粟山乡工作，有一次她回厂来看望杨福平和儿子，天色已晚，进得家门，只见儿子一人睡在床上，床头地上一块还没来得及踩碎的煤灰压着一堆带血的呕吐物。此情此景令她心痛万分，但她只能把泪水独自咽进肚里。她知道，丈夫又忙“情况”去了。
为了工作，杨福平把什么都置之度外，儿子、妻子乃至自己的身体都拼上了。为了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杨福平不仅呕出了鲜血，也吐出了那颗搏跳不息的心。在两年中，以他为轴心的护厂队就截获私拿偷盗国家财产的人近160人次，还发现和处理违反厂规厂纪的人120人次，战果可谓辉煌。杨福平的哥哥在邻近305厂工作，朋友曾告诉他：“你弟弟很多人恨他，要搞死他。”哥哥因此提醒他注意防卫。杨福平淡然笑答：“干我们这一行，尤其我这个当头的，没几个人恨才怪呢！”
是的，作为工厂一名忠实的卫士，作为一道坚硬防线上的主心骨，有那么少数几个人恨他，想他早死，难道不正从另一面肯定了他的工作是多么的出色吗？不正好证明了他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凛然浩气和铮铮铁骨吗？
如果说杨福平对待盗贼心里硬、手不软，敢斗敢拼的话，那么他对待自己的同志则像春风送雨，滋滋入怀。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上，他都给予同志真诚的关怀、支持和帮助，和他工作、生活在一起，大家感到舒心愉快、干劲倍添。
护厂队每当有新队员调入，杨福平首先都要向新队员详细介绍护厂工作的任务、重点和现有工作情况，并将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积累起来的护厂经验详细地传授给新队员。如私拿公物的人多利用下雨天、大雾天、节假日等将公物带出厂；对单车上带着篓子而又不能一眼判断所装物体或所装物体不明显时，一定要检查，防止鱼龙混杂，夹带出厂；对过分主动热情与你谈天敬烟的人要多长一个心眼等等。对新队员不仅上好这堂必修课，他还经常亲自上岗传帮带。言传身教双管齐下，较快地提高了新队员的岗位素质。
护厂队老小30多人，工作上他是队长，生活上他又像家长。近几年护厂队老退新进，顶职来了一些娃娃兵，他们年龄小，对护厂工作的重要性无切身感受，责任心也淡薄一些。为使这群娃娃兵尽快成长为合格的卫士，杨福平既当队长又当家长，配合他们的父母从思想、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处处关心、帮助、照顾他们，体贴人微。有位年轻队员一次在值班时，坚守门卫制度，阻挡一名未带出入证的搬运工人厂。后来这位队员去搬运队玩时被那位搬运工人报复打了一顿，这位队员想不通，回到队里欲喊人去还击。杨福平闻知后，对这位队员说：你坚持制度，这是对的，错在对方，报复打人更是错上加错，我们可通过正当途径解决此事。但如果你莽撞行事，有理变无理，谁是谁非，就不容易讲清了，一名护厂队员要学会克制自己。通过及时而细致的思想工作，那位队员想通了，终止了“莽撞”。
对待老队员，杨福平也不放松要求。有一次，双峰造纸厂派车来铁合金厂拉货，因值岗的老同志一时疏忽，造成漏检，那辆货车未主动停车出示证件就将车直接从9号门开出了厂。杨福平得知后，立即通知5号门的队员到公路上将车拦住，对司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作了罚款处理。对9号门的那位老队员，杨福平也通过谈心的形式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辅以扣除部分奖金，这位老同志心服口服，接受了批评和处罚。
杨福平关心爱护帮助支持自己的队员不是做表面文章，而是真心实意地发自内心深处的。就是在对待个人利益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上，他也从不以自己是队长、工作辛苦为由，与队员们争夺高低。为了鼓励队员们积极干好护厂工作，他不仅不与队员争利，还常常让利，让出自己应得的抓盗提成奖及队长津贴。有位新调入的队员第一次上岗，上的是四点班，那天杨福平上完白班后，六点过一点又端着饭菜一边吃一边来到9号岗哨，给这位新队员作“身教”。这一班杨福平查出了三个私拿公物的人。他按照规定对三人作了罚款，并将罚款的百分之二十的提成作为奖金发给新队员。新队员脸红了，认为奖金应该是队长得才对。杨福平却道：是你当班，我作为队长查岗巡哨是天经地义的。新队员仍不肯全收，提出各拿一半，说着放下一半奖金就走了。哪知第二天刚上岗，杨福平就托人把那一半奖金送来了。新队员看着手上的钱，表示一定要以出色的工作作谢礼。
杨福平的家庭生活并不宽容，却充满温馨。他把在护厂工作中养成的珍惜财物的好习惯带到了家中。他平时省吃俭用，从不浪费一针一线，在他家中除了那台添置不久的彩电外，并无其他高档用品。同事给他买过两条长沙烟，他一直舍不得抽，放了一段时间又退掉了。妻子曾在鞋厂给他定做了一双皮凉鞋，他总舍不得穿，而把原来穿过的旧塑料凉鞋倒腾出来反复修补、穿用。他一辈子只穿过一件低档次的“好衣服”，那还是妻子执意跑到长沙花70元钱给他买的，就是他牺牲时穿在身上的那件深蓝色的毛料衣。
杨福平对自己“吝啬”，对父母妻儿却慷慨大方，一心想他们吃好点、穿好点、用好点、舒服点。妻子刚从乡政府调入城里工作时，他借外出机会为妻子购得一套好服装，说是妻子穿上这套衣裤才像一个城里上班的女干部。有人曾愿出三百多元买他那台旧电视机，他不肯，而是将电视机送给了孤独的老母亲。岳父住在乡下，他买了一台旧黑白电视机送去，乡下收视效果差，又买了天线给岳父装上。他每月发薪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那位老母亲送去20元。月月如此，即使经济拮据的月份，借钱也要给母亲送去。对乡下岳父亦如此，不是钱就是物。厂里发的水果等物，总忘不了给父母送去一份。除此外，还常常给两位老人买补药吃。他常说：跟父母比我们小了几十岁，他们的日子短了，我们后来日子长，以后再享福。
妻子曾为他的工作和身体担心过，有时说话音高了些，他就说：“王同志有副好嗓子，不愧是做群众工作的。”说得妻子无法发火，有次深夜，杨福平巡查归来，妻子赌气不开门，他就在窗外唱道：“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妻子哭笑不是，开门将他迎进屋内。工作中他即使再忙再累，回到家里也主动多于家务，洗衣做饭，尽量让妻子多休息。有时为了抢着洗几件衣裤，他会把衣裤藏起来，等妻子走后再拿出来洗。收看电视先问妻子看什么？父母妻儿有个病痛，他更是烧茶做饭、喂水喂药、端屎接尿，精心料理、细致服侍。人们在称赞他是好队长的同时，亦称他是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查完夜岗的杨福平一面往家走，一面哼着这首流行一时的歌曲。杨福平不属于那种艺术细胞活跃的人，对于流行歌曲他的反应历来迟钝，而唯一对这首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中的主题歌表现出例外的热情。不仅反应快，还特意从一张电视报上剪下这首歌置于写字台的玻璃板底下，有空就哼一遍，终于能将这一首流行歌曲从头唱到尾，并且还有些韵味。
来到家门口，杨福平轻轻地掏出钥匙，把钥匙套进锁孔里。屋里的妻子望着疲倦的丈夫走到床边，她挪开一点位置让他坐下，欠身接过他手中的电筒照旧立在床头边的小箱子上。杨福平摘下手表看看时间，又到桌上翻过一页台历：1988年11月10日。然后才上床钻进被窝里。
零点刚过，四名罪犯躲闪着摸向金属铬仓库。“咔嚓”缠绕在仓库门柄上的铁丝被罪犯用随身携带的剪丝钳剪断。“吱——”大门被轻轻推开。四条黑影子夜猫子一般闪身潜入库内。少顷，四人从里边抬出四个沉重的铁桶，那里面装有价值近万元的金属铬。
哪里有野兽的踪迹，哪里就有猎人的身影。正当四名罪犯庆幸他们轻易得手之际，其罪恶行径被路过这里的工人皮××、临时工曾××看见，二人当即去护厂队报告。
已是零点四十五分，杨福平还在和妻子唠着：天亮后去母亲家挑水。就在这时，他听见外面杂乱而急促的脚步声直奔自家窗下。凭经验他感到有情况。他坐起身子，面对窗户等待着。
果然，窗外有人喊：“杨队长，快起来，有人偷金属铬！”杨福平一脚踢开尚未睡热的被子，顾不得给儿子重新盖上，就跳下床匆忙穿上衣裤，光着脚套上鞋子，袜子也忘了穿，接过妻子递来的手电，边扣衣服边往外跑。
再说那四名犯罪分子见自己的偷盗行为被发现，深感不妙。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很狡猾，借故抛下同伙溜之大吉。其他三人一意孤行，不愿轻易放弃即将到手的“钞票”。他们用两部单车载着两桶金属铬慌忙推离现场，一路尽往没有路灯的地方转。七拐八弯，他们来到北面围墙下。这里，中心化验大楼面墙而立，不时有夜班人员的说话及脚步声传出；沿围墙右行三十米是全厂最大的8号卫门；围墙外五步之遥是一排家属宿舍。贼胆包天的罪犯竟然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他们偷运出赃物的地方。
三名罪犯心中窃窃发笑：此时恐怕护厂队的人正在南面围墙下设卡呢！只消一分钟，这东西过了围墙就大功告成了。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此刻几只“夜鹰”正悄悄地靠近他们。就在他们刚准备支车翻墙时，一道强光突然从黑暗中射出来，像一把雪亮锋刃的匕首投向罪犯的脸部。罪犯被突如其来的强光一“刺”，吓得魂飞魄散，惊叫一声。杨福平举着手电，靠近被照的罪犯，厉声喝问：“你们偷的什么东西？”罪犯心虚的掩饰：“铁桶。”杨福平移动手电，照亮单车后架上一个绿色桶子，上面印着几行字：“湖南铁合金厂金属铬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这是金属铬，跟我们到保卫处去！”杨福平又喝一声。
罪犯见搪塞不过，露出了凶相，“你们莫拢来，少管闲事！”“闲事？不让工厂财产受到侵犯，是护厂队员的天职。”杨福平跨上几步揪住推车的罪犯：“跟我们走！”
罪犯佯装转身，却突然推倒单车将杨福平撞倒地上，似一头疯牛奔向围墙，并穷凶极恶地喊道：“再来用刀子捅死你们！”杨福平没提防罪犯这一手，听到罪犯的号叫，他没有丝毫胆怯，一股凛然正气填满胸中，“好哇，来吧，小子！”正当杨福平欲起身去追捕那名罪犯时，没防着另一名罪犯突然从背后猛窜过来，举起匕首恶狠狠地朝他背部连刺两刀，杨福平倒在血泊中。
随来的几名队员听见杨福平的呻吟，不得不放弃追赶罪犯，回到杨福平的身旁。一名队员跪在地上轻轻扶起杨福平，感到有一股热流渗入指缝。他抽出手来伸到手电光下一照，啊，红红的一片！
队员们将杨福平扶进8号卫门的岗房内，准备用长靠椅抬他送医院。这时候，杨福平脸色惨白，大口喘气，对队员们说：“不要管我，快打电话告诉曾处长抓盗贼……拨号926，926。”队员们急着说：“救你要紧！”硬要抬起他走。杨福平执拗地抓住门框，不让抬走。直到他看到队员拿起电话拨响第一个号码，他才无力地躺倒在长椅上。
凌晨一时四十分，杨福平在医院急诊床上痛苦地闭上了双眼，临终时嘴巴还微张着。身旁的人说，他在最后的几分钟还在念着那句话：“……告诉曾处长抓盗贼……926，926。”死时他那双未来得及穿上袜子的脚冰凉冰凉。一位队员不忍心，脱下自己脚上的袜子给他穿上……
杨福平牺牲后，‘在他灵堂响起了哀乐，但更多的是响起那支他生前唯一能唱完全的流行歌曲：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
危难之处显身手。
为了母亲的微笑，
为了大地的丰收，
峥嵘岁月何惧风流。
案发后，湖南铁合金厂保卫处、湘乡市公安局、湘潭市公安局三家协同作战，以现场遗弃的单车为线索，当天清晨六点前（即案发后不到四个小时）就将四名罪犯全部捉拿归案。
杨福平牺牲后的第二天，中共湘潭市委书记郑培民亲自打电话指示要好好宣传杨福平的事迹。
1988年11月12日下午，湖南铁合金厂召开有五千人参加的杨福平同志追悼大会。这是该厂建厂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
1989年1月23日，四名罪犯分别得到死刑、死缓、无期徒刑、十年有期徒刑的惩处。
1989年5月13日，湘乡市召开授证大会，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杨福平同志为革命烈士；在此前，中共湖南铁合金厂党委经请示上级党委批准，追认杨福平为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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