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平江县人，乳名亭心，又名元英、仲英，女，1905年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思村乡芦洞一户没落的地主家庭。1919年，她14岁时与小学教员罗合如结婚。在罗的支持下，她自学了3年，于1923年考入平江启明女子师范学校，编入师范第4班，与卢竞如等进步同学交往密切。其时，担任女校园艺部主任的余贲民已由毛泽东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春，余贲民见董纯思想进步，便送一些革命书籍给她看。1924年，董纯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她在学校积极做学生工作和妇女工作。1925年，董纯由吴克坚、卢竞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卢竞如任书记）。同年12月，平江发生了闻名全国的“煤油案”，这是平江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反对奸商贩卖帝国主义煤油的爱国运动，董纯和卢竞如、胡筠等带领启明女校进步学生，投入了这一爱国斗争。不久，平江县女界联合会成立，董纯被选为会长。
1926年董纯的爱人罗合如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俩互相激励，决心为党做一番事业。这时，董纯以极大的热情深入到各区、乡发动妇女，建立起区、乡妇女联合会，领导妇女起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如提倡放足，取耳环，宣传婚姻自由，禁止带童养媳，不准虐待打骂妇女等。1926年，北伐军攻打平江，董纯组织妇女慰问队到部队驻地给战士们送水、送军鞋、洗衣服，演文艺节目，深受北伐军的欢迎。北伐战争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董纯便发动妇女积极参加农民协会。1926年到1927年平江县农会会员发展到30万人，其中妇女约占三分之一以上。这其中有董纯的一份功劳。
从1925年到1927年马日事变前，董纯还先后担任平江县学生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平江县委妇委书记。这时，罗合如从上海回到平江，任平江县委宣传部部长。马日事变后，董纯和罗合如参加了平江南乡芦洞地方游击队。当时思村挨户团主任李次凡，拥有团丁90余人，步枪24支，在思村、芦洞一带疯狂追捕革命人士，扣押了群众数十余人。为了救出革命群众，董纯夫妻和游击队负责人邱训民共同商议，决定端掉这个挨户团。他们先是派地下党员到挨户团当团丁，作为内应。在一个雨夜，他们内外配合，一举摸进挨户团的营房，杀死了挨户团十余个团丁，夺取了8支长枪，救出了被他们关押的数十名革命群众。
1928年初，董纯和罗合如因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失去了同游击队的联系，他俩到上海，找到了党的关系，党组织安排董纯在中央驻上海通讯机关工作。1929年至1933年7月她调江苏省委驻上海机关工作。她给地下机关烧茶煮饭，给同志们洗衣服，还要带小孩，事务繁杂，她整天忙碌着，从不叫一声累。她时刻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为了保护机关，保护同志，她巧妙地隐藏，以一个家庭主妇的身份机智地应付特务的盘查。在长达5年零8个月的地下机关工作中，她接待过中央和地方的很多领导同志，如陈云、李立三、李维汉等，从没发生过事故。她还想方设法照顾来往机关同志的生活，同志们来到这里都感到特别温暖，亲昵地称她为董大姐。
1930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向中央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同时，还千方百计收买叛徒，破坏共产党在白区的地下党组织。这时，董纯刚生下第四个孩子，她仍坚持作着党的交通工作，由于叛徒吴延青的出卖而被捕。他的爱人罗合如也在早些时被捕。敌人用尽威逼利诱等手段，妄图从董纯的口里得到地下党的机密。董纯始终坚定地说：“我是家庭妇女，每天带孩子、烧饭、洗衣服，不知道什么是CP。”敌人没有真凭实据，就以“你不是CP，比CP还强硬”的罪名，判了她12年徒刑，先后将她关押在南京模范监狱和中央反省院。
董纯带着刚满月的孩子，与其他带孩子的难友关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牢房里，粪便桶搁在身旁，又脏又臭，天热时蚊子成群，大人、小孩被蚊子叮咬，全身溃烂。她和小孩遍体生疮、化脓，血和脓把衣服紧紧粘在一起，撕都撕不下。她没奶，小孩饿成了皮包骨。牢房里饮水又少，她只好把饮水节省下来，给孩子先洗屁股，后洗尿布。洗后没地方晒，只好把尿布捆在腰上，垫在床板上，用体温暖干。吃的是发了霉的酸菜汤和窝窝头，啃都啃不烂，生活上受尽折磨。但她对未来一直充满希望，她坚信党的事业一定会成功。她在狱中，还尽可能利用时间，加紧学习，充实自己，以期出狱后能更好地为党工作。她用惊人的毅力，学习外语，还读了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哲学著作等。抗日战争爆发后，董纯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不久，调至中共湖北省委工作，同年又转至中共湖南省委作秘书工作，后又调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
1939年下半年，董纯任中共祁阳县委组织部长，为建立和恢复祁阳县各级党组织，作了大量工作。
1940年至1942年，董纯任衡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后又任衡阳中心县委书记。这时，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疯狂掀起反共高潮，湖南党的工作不得不由公开转入地下。衡阳中心县委把活动范围缩小到一个区和南岳的一个农村支部。为了保存干部，每个党员都要自找职业，用职业作掩护，并减轻党的负担。董纯将组织迅速转移后，自己到一家军服厂缝制军衣。因工厂事情不多，工资又少，她常到山上捡柴火卖。她由于长期在艰苦环境下工作，积劳成疾，但她总是咬紧牙关，每天去做工，或者是上山捡柴，借以维持每天两个红薯，一碗稀饭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她秘密与同志们商量对付反动派的办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后来，组织上安排董纯到一个小纺织厂去学习纺纱，并由她在衡阳头塘乡下建立起党的秘密联络站，传递党的秘密信件，接送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1943年4月，中共湖南省委调董纯到邵阳，与地下党员湛鸿章一家人在邵阳状元洲开设“陈德昌机行”，进行党的地下工作。湛鸿章毕业于高等工业学校，他很熟悉纺织技术，作为机行老板，与当地商人和乡、保、甲长等人员周旋，以产品好，花色多，赢得了这些人的信任，董纯则以湛鸿章的婶母的身份参与织布及管理。她织的布很精良，受到用户的称赞。这个机行，生意兴隆，掩护了党的机关工作，确保了党的领导同志的安全。
1944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长沙、衡阳等地。遵照党的决定，董纯与湛鸿章一家向湘西撤退。为了与省委取得联系，他们约定在邵阳至怀化之间的汽车站附近，用贴条子的方法，与省委取得联系。但是，他们等候了两个多月，一直没有见到联络信号。这时，邵阳失陷，董纯和湛鸿章全家继续西撤，刚到洞口地方，湛鸿章被国民党溃军拉夫掳走。留下他的妻子张佩秋和小孩。他们载行李的一部木轮车也被抢走。为了安顿张佩秋及其小孩，董纯变卖了所有的衣物，并一再叮嘱张佩秋要加意保重，带好孩子，等着湛鸿章回来。她只身西行，去找党的组织。她没有旅费，沿途行乞，尝尽艰难困苦。于1945年初到达重庆。当时的重庆，特务密如蛛网，董纯虽然四处寻找，没有与党取得联系。但她矢志不移，决定去延安。于同年9月终于行抵延安，被安排在延安党校学习。
1947年，董纯调任冀鲁豫边区南车县委组织部长。同年9月至1949年2月任石家庄薪华染织厂党支部书记。1949年6月至8月任石家庄裕民公司人事科长兼党总支书记。
1949年8月，董纯随军南下。湖南解放后，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妇委书记、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民主妇女联合会主任、全国民主妇联执行委员、全国人代会代表。
董纯积极致力于党的妇女工作。她亲自物色和培养妇女干部，上门和妇女干部谈心。教育她们要正确处理恋爱、结婚、家庭等问题，把更多的精力用到革命事业上去。她认为妇女的解放，不能靠恩赐，要靠妇女自己的努力，她列举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女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印度的甘地夫人、中国的宋庆龄等，用她们的光辉事迹激励妇女们去创造优异的成绩，为全社会多作贡献。她要求妇女不但要参加经济管理工作，还要参加政法管理工作。提出人民法院要有女陪审员，检察部门要有女干部，要在国家生活的各个范围内，不断开辟和扩大妇女的活动领域，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
董纯对祖国的下一代非常关心。她用全身心去浇灌祖国的花朵——少年儿童。长沙刚解放，她就与军管会、省民政厅的同志一道接管了湖南省育幼院和它的5个分院。她亲自过问和解决孩子们的生活、教育等问题。再到各分院去看望孩子们，了解儿童的健康状况，给他们派去得力的领导干部和优秀的幼师。她常对育幼工作的同志说：“妇女工作是与儿童工作紧密相联的，革命就是为了后一代，所有妇女工作者都要关心儿童工作，希望每个做育幼工作的同志，都要像苏联的那个‘乡村女教师’一样，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少年儿童事业。”1951年下半年，董纯四处奔波，为妇女儿童劝募了一笔数额达27万元的福利基金，用于兴办少年之家、托幼组织等儿童福利事业，以及补助农村妇女因病住院的医药费用。
董纯一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从不搞半点特权。她大公无私，对子女也非常严格。她忠诚党的事业，在困难时矢志不移，在危险时挺身而出，她吃苦在前，不图享受。事必躬亲，常常坚持自己蹲点调查，自己动手写报告，不要秘书代劳。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她在1954年12月，冒着严寒到邵阳、黔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边远山区巡视工作。1955年1月8日，省委通知她回长沙开会，途中不幸翻车遇难，终年52岁。同年被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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